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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05:59 来自于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真心不错,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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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08:57 |显示全部楼层
名副其实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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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1:14 |显示全部楼层

寄托郑州的思恋

   
    我们怀着渴望与母亲、小妹团聚的心情,从无锡,下了轮船,带着随身携带的行李(大部份行李都托运了),在无锡火车站购买了火车票,就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时的火车票很便宜,我父亲原来跑过上海,对路上的规矩也知道一些。由于我大妹妹美娟是个残疾小孩,好象她当时不用买票。我们进入火车车厢,人还是很多的,整个列车满员,比较挤。当时大部份乘客都是北上去郑州等地与亲人团聚的支内家属,有部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出差的。因为无锡离常熟比较近,常熟不通火车,必须要到无锡坐火车。无锡1956年时支援内地的纺织工人很多,大部份在郑州市的纺织企业、机械加工企业。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去郑州支内就更早两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选择郑州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它地处黄淮平原,国家两大铁路的交叉点在郑州,所以来郑州支内的工人有好几万人,可谓声势浩大、热情澎湃,我母亲也就成了支援郑州建设的弄潮儿。
    在火车上,我们没有坐到座位,我们三人就依着车厢的边道门站着。当时我9岁,我大妹7岁,我父亲当时36岁。一会儿列车员来了,见我们三人没有找到座位,就十分关心,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座位。我父亲让我们俩小孩去坐,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列车员讲:到河南郑州要坐一天一夜的车,光站着不是个事。就找来列车领导(后来才知道是列车长),列车领导就把他们自己休息的一个小屋让出来让我们三人坐进去,屋子虽小,但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父亲表示了感谢,列车就向着北方开去了。
    当时我们对北方是什么样,一点也不知道。郑州在什么地方也不了解,就这样随着母亲支内的脚步,一路就跟着来到了郑州这个陌生的城市。
    火车开开停停,是烧煤的那种火车,打开车窗,只见窗框上一层煤灰,只好把窗户关着,火车的座位都是木头做的硬的很,坐着很不舒服。刚上火车时,我和大妹妹感到十分新奇,到处张望、问这问那,也不感到累。随着火车单调的“咔嚓“声,天色暗下来了,我们就觉得眼皮老打仗,不知怎么我们就在火车的小房间里睡着了。
    火车开呀开,从傍晚到深夜,我们小孩子睡睡醒醒,也没有怎么吃东西。天亮了,我们也有精神了,眼望火车窗外,一片秋天的景色。大地是黄色的,庄稼也是黄色的,而天却是蓝色的。一片片农田在我们的眼前飘过,没有看到很多的楼房和河流。越往北走,总感到嘴里很干燥,光想喝水。我遥想着郑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她那么牵挂着我们的心。我心中暗暗想,火车快开吧!让我们早点看到亲爱的妈妈和小妹妹,早点让我来看看郑州这个新型的年轻城市吧!
    我们坐的是慢车,每站都停,还经常要让车,所以火车大概行走了20多个小时,在一声鸣笛声中,目的地——郑州火车站终于到了。我们整理好行装,在父亲的带领下走出火车站。只见车站上人声鼎沸,操着各地的口音大声招呼着。当时的火车站,规模要比现在小的多,没有地道出口,从站台上就顺着路直接走出出站口了。来到火车站广场(当时我们已经感到广场很大了),我妈妈和小妹妹在出站门口接我们,我们见到妈妈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五个月的分别长似五年,我见妈妈也很高兴的和父亲有说有笑,我们小孩子不管,拉着手在一起高兴地叫起来。我只听小妹妹叫我“哥哥”,北方话,一口的郑州话,我真是摸不着头脑。她讲得话很快,我们听不懂,一下子就傻了一样。还好我妈妈常熟话讲得很好,他说美琴到郑州后,没两个月就学会了郑州话,常熟话反而讲不好了。小妹妹跟妈妈来郑州时才四岁,四岁的小女孩走到哪里就讲哪里的话,随她去了。我们来郑州后反正也一样,也要随这里的人一样,讲北方话。当时听郑州人讲话,真是老土,叽里呱啦,反正是听不懂啦。
    我也记不清当时到郑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天气?还是风土人情?反正我最不喜欢郑州的天气灰尘尘的。1956年的郑州,城市的绿化刚刚起步,10月份左右,老天爷就开始降温了,刮起的风带黄土,嘴里总觉得沙沙的有土吃到嘴里的感觉。我们一路从火车站走向西郊,有人拉着架子车之类的人力车,装着我们的随身行李(火车托运的家具之类的东西,等了有一个星期才拉来),我们三个小孩坐着人力车,沿着郑州不宽的马路、新修的柏油马路来到了郑州国棉三厂家属区我们要住的房子里。一路上郑州对我的印象不深,感到她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汽车比我们常熟城多,马路也比我们常熟城宽,人人穿着灰土布做的衣服,看上去并不雅观。新的楼房倒在一栋栋盖起,马路边的小树,大概刚栽上有大拇指头粗。我们家就在三厂大门口牌楼东边第二栋三层楼下一间9平方米的北屋(就是现在五一公园对面),临建设路,一路公共汽车从楼前通过。建设路在1956年时是一条不到15米宽的小马路,也就和现在人行道下面的慢车道差不多宽,也可能多少还寛一点,两辆大汽车可以对开。那时候很少见自行车,通过我们西郊工业区的公共汽车主要是一路汽车。
    我母亲家中一下子添了三口人,吃住都在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间。三厂的居住房,一色的青砖红瓦,苏联老大哥设计的三层洋房。在1956年看着这成片的洋房,感到非常神气。新建的厂房,家属房一片连一片,什么都是新的,新的墙壁、新的房门,一股油漆的清香,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这些刚到郑州这个新地方的小人们。我父母亲忙着收拾家当,当时家里的陈设非常简单,从常熟老家托运来父母的一张大床,我们小人就睡在厂里配的小木床上。我小妹和父母睡在大床上,我和大妹妹就一人一头睡在小木床上了。家具一搬进9平方米的小屋,挤得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好当时做饭有集体厨房,一长走廊,一头一间公共厨房,有一间公共厕所,分男女的。一楼大约住了南北屋有五、六家人家,南边屋大,北边屋小,我母亲当时由于只带了我小妹妹一共两个人,厂里就只分给她一间小房子,我们来了后就显得拥挤不堪了。我们住下后,母亲向厂里管生活的领导反映住房拥挤的事情,车间领导来家里家访后说:慢慢我们会给你们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先暂时克服一下。我们只好在小房子里挤着。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我的思想上一下子适应不过来。首先对郑州的气候适应不了,每天早上起来,嘴巴总是干的很,有时嘴角会干的裂小血口子。最让人心烦的是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一遇到刮风天气,满天黄沙,刮得天都会黄黄的,马路上都会有一层沙子。再者我们吃的不习惯,虽然我们当时带来不少全国粮票,但基本上买不到大米。主要是面粉,还有什么粗粮、红薯什么的,大米特不好吃,没有常熟的米好吃。后来才知道当时郑州不生产大米,我们吃的米是政府到外地购来卖给我们的,南方人可以按口粮比例多买一点,但也不能保证每天吃上大米饭。还好我们小孩当时人小,过了半年慢慢地就适应了郑州的饮食习惯。在1956年,那时候生活物质不丰富,人的条件也不高,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东西很便宜,菜市场很小,有国营菜店、粮店,建设路南面有邮电局、银行,新市场就在现在三厂对面的邮局围墙南边一片比较大的地方。当时就有农村农民挑个担子、推个木轮子的小车,挽着一篮子鸡蛋的村姑也夹在卖菜的人群中。国营菜店的猪肉也就是七、八毛钱一斤,蔬菜也很便宜,青菜、萝卜三分钱买一大捆。鸡蛋一毛钱可以买好几个,活鸡、活鱼比较少,价钱也不贵。
    最后再一个不习惯的事是当时郑州看不到河流,有的时候,偶然有一个小水沟,也是老天下雨流的水。我们小孩子没有地方玩,就在盖新楼的工地上钻来钻去拾点废木头,带回家中生煤炉用。
    我在前面说了,当时刚到郑州,对她的印象不是很深刻,我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不敢跑远的地方去玩,就在西郊三厂、四厂、最多跑到碧沙岗去玩。
    1956年的建设路,政府新修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在建设路的南边是一条深沟,越过深沟才是邮电局、银行、百货公司、一排两层楼的商业用房。而百货公司是一层平房,里边的商品,也就是日常居民用的生活用品。
    我们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了最难忘的1956年的冬天。由于国棉三厂家属房不够几千工人居住,所以换一间大房间的申请到1957年的春天才给我们解决。
    我来郑州后,就到建设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当了插班生,我大妹妹暂时没有学上,我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他去碧沙岗市场上一个理发店干他的理发老本行。我父亲就每天按时去碧沙岗理发店上班了,是大集体性质的。1956年的冬天也实在太冷了,东北风刮得呼呼地,我们刚来郑州的小人们还真受不了,我们穿着棉衣棉裤也挡不住那么寒冷的天气呀!白天还好些,有时太阳出来还有点暖和,我们最不愿过的是冬天的夜里,冷风直往脖子里钻,躺在被窝里还是感到冷得要命。有一天,外边下着鹅毛大雪,我们住的北屋小房子就更冷得不行,我母亲也是好心,把厨房里将要熄灭的煤球炉放在了我们住的小房子里,希望以此来驱寒。但没有想到,我们全家都煤气中毒了,天亮了,我们家就乱成一团了。后来听我母亲讲:“真吓死人啦,全家都煤气中毒了,就小三中的严重(就是我)。”我们在邻居的提醒下,也不管天气冷了,开门开窗通风,我当时不省人事,我妈妈都吓死了,掐人中、清洗口腔、大声喊我的小名,我当时手脚都有些硬了。因为当时的煤炉就放在我们小床边上,我妈妈也是好心,心想反正煤炉快灭了不要紧的,对煤气中毒的危害性没有警觉。经过一段时间的通风、急救,我最后才慢慢地醒过来了,我觉得头很疼,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当天我就没有去上学。经过这一次煤气中毒事件后,我们再也不敢把炉子搬房间里了。
    房子太小,实在住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车间管生活的主任向厂管房子的领导反映后,在1957年的春天,我们就搬到了建设路34号楼三楼一间17平方米朝南的房间。我们搬家的那天,同事们都来帮忙,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住上了靠近生活区大牌楼西边的一栋三楼的大房间了。我们感到真是幸福极了,我们全家一再表示感谢三厂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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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6:10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这么多的家乡人喜欢老爸的书,为了不打扰诸位阅读,我就不一一感谢了,我尽量尽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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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6:12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来郑州后,一切生活习惯随着地域的变化而慢慢适应着,我到郑州后没几天,就到建设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当了一名插班生,因为9月1号开学已过一个多月了,我通过刻苦努力学习二年级的课程(当时南、北方小学课本相差不大),我完全能跟上进度。由于我上课认真听讲,遵守课堂纪律,还经常帮助别人,老师很喜欢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小学生。不久我就学会了普通话,克服了语言障碍,当上了班上的文体委员。在操场上,我可以很自信地在台上领操。老师们比较喜欢我,年终考试全优,第二年就评上了三好学生。
    我们每天到学校上学要经过建设路,翻过一条大深沟,经过一片长满荒草的坟地(现在纺织局的地址上),有一条人走得斜路,走过去就到了我们建设路第二小学。我们学生在课余时间,一般活动比较多,女生跳房子,男生斗鸡(一种儿时的游戏)。学生们都来自四面八方,郑州本地的学生比较少,拿现在的话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支援郑州建设,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学校的学生南腔北调,讲什么话的都有,很多听不懂。学校就开展普及普通话活动,没有半年,大家都讲普通话了。我在建设路第二小学上了两年,到了1958年春天,郑州开展按系统上学,纺织系统的子弟都返回厂办小学上学,所以我从1958年开始就到三厂小学上学了。
    我妈妈来郑州后,在三厂准备车间穿筘工序作挡车工,她工作积极,生产任务每年都超额完成,每年都评为先进生产者。
    我们家住上大房间后,我们三个小孩一张大床,我父母睡一张从常熟老家托运过了的老式片子床(就是棕床)。我父亲工作之余总是悄悄地和我妈妈商量:把满林从南方接来我们一起住吧!我妈妈讲:孩子都给人家了,怎么能要过来?我父亲讲:现在只有锦权一个男孩子,还不跟我姓,我心中很不高兴。一直央求我妈妈把满林要回来,我妈妈被我父亲逼得没有办法,就写信给我好亲婆让她想办法。后来好亲婆来信讲:领满林的一家人对满林非常宝贝,不让我们把满林接到郑州了。一口回绝我们,当时我们讲花些钱也没有关系,对方讲:你们反悔说话不算数就是不给。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957年的大概8月份左右才有了我的小弟弟任锦国。
    小弟弟的出生,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尤其是我父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我们赶快写信告诉我好亲婆,好亲婆也了却了一件心事,她给我小弟弟起名叫锦国,寓意就是锦绣祖国昌运富强。
    我好亲婆一人在常熟单独生活,随着年龄一年比一年老,到了她退休的时候了,她一个人不甘寂寞,自己找些杂活干干。退休时我好亲婆的养老金只有13.8元钱,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不够她一人生活开销。我妈妈就每月给她寄10—20元钱,常年不断贴补她的生活费用。我好亲婆一辈子节俭,自己不多花一分钱,一点点攒些零用钱,专门贴补到我的大弟弟满林身上。现在要重点讲一讲我大弟弟满林艰苦的前半生。
    我妈妈在1955年的确由于生活困难,家庭负担重,忍痛把他送给了家住郊区农村的(现在的常熟市藕渠镇东方红大队)一户贫苦的农家。当时来领走满林的小夫妻俩人看上去还是比较老实的,由于满林是个健康的男孩,他们家里十分喜欢他,她的养母自己舍不得吃总是买些营养品给他吃,一家三口还算比较幸福。送出满林的最初几年(这是听我好亲婆讲的),每年年底还来我家(我记得来家里有一、两次,没有带满林来)看望,带些农村的土产品什么的。我们去郑州后,满林的养父倒是经常进城去看望我好亲婆,他也随我们一样叫好亲婆。好亲婆在常熟没有什么亲人了,就把满林农村的家当成了唯一的主要亲戚相互走走。好亲婆在常熟有一个最要好的姊妹朋友,我们叫她范家好婆,当时她俩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在顶山村,好亲婆有一个外甥女,也经常到城里来看望她。她的眼睛不太好,我对她的印象比较深。过年时农村蒸的年糕非常好吃,我还喜欢吃她带来的毛豆夹和笋干,有时在10、11月份还会带来两串大螃蟹让我们尝尝鲜。
    有关满林的事情,我好亲婆经常会托人家写信给我们,讲满林在农村的点滴事情。到了1960年,我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波及到美丽富饶的江浙一带,常熟城乡也不可避免,国家粮食政策一再收紧,普遍让人感到肚子吃不饱。副食奇缺,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和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导致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满林一家种着两亩薄田,没有什么副业收入。当时满林的养娘为了省下口粮让满林吃饱肚子,她自己慢慢地就患了浮肿病,当时也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就在家里挺着还要拖着病体下地干活。在1960年的下半年,满林的养母也就不幸病故了。养母的病故给满林今后的生活罩上了阴影,他不幸的人生就由此开始了。
    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最可怜的,满林当时领到他们家后就改姓季、名根宝,在村子里邻居都小根宝、小根宝的叫。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世,是从城里领来的,也就比较喜欢他。他养母病故时,他已经6岁多了,一段时间村上的邻居可怜他们俩的生活(满林和他养父),不时有村上的邻居接济他们。光这样也不是办法呀!没过多久村上的人为满林的父亲(养父),介绍了一门亲事,满林弟就有了一个后养母。有了后养母后,满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虽然快到上学的年龄了,但他没有享受到上学的乐趣。在后养母的驱使下,从6岁多开始就去地里割猪草、喂猪、喂鸡鸭,每天吃不饱,穿的破破烂烂,活像一个街上要饭的小叫花子。
    满林的后养母是一个厉害的女人,因为满林是领到家里的孩子更是看不起,任意打骂,不给吃饱饭是经常的事。更可恶的是有时不让他在家住,赶到猪圈放草料的房里过夜。有时天气寒冷,小孩子没有办法,为了驱寒不得不靠着猪身子取暖。村子上的大叔、大婶们总是把他叫醒,送他些吃的东西度日。而他的养父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他对新娶的女人怕得要死,对满林的遭遇他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由于身受凌辱、吃不饱饭、每天还得干活、卫生状况极差,渴了就喝生水,在他10岁的时候患上了可怕的血吸虫病。听我好亲婆讲:她得知满林在乡下遭受凌辱、还患了血吸虫病,我好亲婆就不顾一切的下乡去满林家。看到孩子成了这个样子,听到乡亲们的诉说,我好亲婆气急了,当着满林养父的脸,骂他不负责任、不履行当时领满林时的承诺。当时就领着满林弟回到了常熟城里,送他到血防站看病。血防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我满林弟挺着鼓鼓的小肚子、脸色蜡黄,已经到了血吸虫病的严重期,必须要住院开刀治疗。我好亲婆顾不得那么多,为了保住满林弟的生命,把她平时省下的钱都用在了满林的住院开刀上。后来好亲婆写信告诉我们全家,我妈妈也多寄些钱给她,让她在常熟照顾好满林弟。治好了弟弟的血吸虫病,满林暂时住在好亲婆处,但这也不是个办法。满林的养父几次进城要接满林回乡下去,我好亲婆就是不让,事情就僵在那里了。我妈妈也去信说:不行就把满林要回来。我好亲婆就准备向当地政府部门申请将满林的户口转到郑州,谁想到当时的户籍政策非常严格、非常难办。就我好亲婆一人在常熟,我们在郑州,要把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迁到郑州来谈何容易,花钱不说,光是一个农转非就根本解决不了,何况是异地转迁就更是不可能了。我好亲婆也找了很多政府部门和街道领导,拿当时满林乡下农村的证明信,再三申请,只得到同情和无奈的回绝。户口转不成,满林弟就不能来郑州了。
    满林弟的病治好后,长期留在好亲婆处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叫他还回乡下家中去。我好亲婆把满林的养父和后养母叫上来郑重交待,从今后绝不允许欺负他,要叫他有吃、有穿、要让他上学。在他养父的再三保证下才同意他们把满林弟带走。后来我好亲婆就经常到乡下去看望满林,给他送衣服、送吃的东西。经过这一场风波,满林的后养母收敛了许多,不敢再对他厉害了。满林弟后来告诉我说:治好病后回乡下家里不让我干活了,到学校上了两年学,由于农村生活实在困难,大概在10多岁的时候就跟一个撑船的师傅在船上学撑船,从小就在小木船上漂泊,到城里去收集垃圾、运货、拉粪,涉足苏州、无锡、上海等地,真是让这孩子从小就吃尽了苦头。我们俩后来在常熟第一次见面重逢时,亲兄弟俩完全认不得了,我拉着满林弟粗糙的双手,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孔,我两眼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落。可怜的弟弟呀!我当时在想,命运的安排如此的不公平,我也有些埋怨起我母亲来了。但这已经成了摆在眼前不争的现实,光埋怨有什么用呢?大人当时如果有一点办法,也不能把城里的孩子送到乡下去呀!好了,满林弟的事情暂时说到这里,以后遇着机会再谈我们的重逢之感受和他婚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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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18:2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西彦7074 于 2016-12-2 19:01 编辑

    生活是人生的轨迹,她记录着时代的脚印。随着岁月的推进,到了1958年祖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郑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设路上栋栋新楼平地而起,工人建设祖国的热情高涨,开展了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大竞赛活动。在农村大力开展集体化人民公社运动,在城市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大街上到处是游行庆祝的队伍,十五年赶超英、美,成了当时的政治风潮,到处是牵着化了妆,带着英、美高帽子的帝国主义走卒的“活报剧”场面。人心沸腾了,我们要大干、快上,十五年就赶超英、美了,人的脑子一下子热了起来,想制止也没有办法了。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在碧沙岗市场参加了重新组合的理发合作社,属于大集体性质的,中午集体在食堂吃饭。母亲在三厂工作更忙了,每天更是工作、开会、积极的很,(她写过入党申请书,因我父亲是个体小业主的关系,没有被批准)没有时间做饭,我们就在三厂食堂买饭票在食堂吃饭。三厂在1958年大办食堂的热潮中,在郑州市可是非常有名的,食堂里饭菜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也比较便宜。我们在那一年吃了一段食堂的饭菜,我特别喜欢吃大食堂的油饼、糊辣汤、各种包子,鸡蛋汤的香味让我回想起来久久挥洒不去。1958年我有11岁了,在家里干活可称得起是主力了,什么买煤球、带弟弟、到厂里的开水房凭水票提开水。当时的开水房在食堂的北边,外边是一片高低不平的空场地,西边堆了一大堆烧锅炉用的煤炭。我差不多每天要提一铁皮壶开水回家里用,有一天,老天刚下过雨,地下有水坑,我提着一大铁壶开水,在跳过一个水坑时不慎摔倒,开水烫了我的腿。哎呀!疼死我了,我哇的一下子就大哭起来,还好有大人扶我起来,叫来我家的大人,送我去厂卫生所治疗,影响了我几天不能上学,至今我的大腿上还有被烫伤的疤痕。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喜欢等到厂星期六在食堂北边的空场地上看露天电影,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放映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喜欢挤在前面,有时在电影幕的后面看反电影,还真是有趣。当时省工人文化宫在大跃进的1958年,由几个纺织厂出资很快就建成了,文化馆里可以演戏、演电影,我父亲就在省工人文化宫新落成的电影院里观看了一场由梅兰芳主演的京剧专场,当时我父亲非常兴奋,似乎顿时觉得肺结核病好了许多。
建设路南边的大深沟被填平了,建起了上下两条柏油马路,碧沙岗公园里的整治工程完工后,更像一个大公园了。就是公园后边北伐战争战死战士的坟墓还阴森森地摆在那里,我们小学生见了都有些害怕。星期天我们小同学一起结伴到市里去玩,大部份是走着去的,我们沿着清清的金水河一直往东翻过几道铁路闸口到解放路,很快就见到了1958年时候的“二七纪念塔”。老郑州人讲:二七广场当时称不上是个广场,就是一个物质交流的场所。那时的“二七纪念塔”只是一个街中心的一个近20米高的木制的纪念尖塔,很不起眼、也不庄重,是街中心圈起来的一个高台花园。市里也没有什么高楼,一般都是两层楼的商业店铺,火车站、德化街比较人多、热闹、做生意的比较多。街上跑的有汽车,1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到一厂),后来中原路修起来后,才有了2路公共汽车和4路公共汽车。当时的百货大楼已经建起来了,南阳路也是在1958年的时候,集中财力、人力、拉土堆起来建成的。老坟岗只是一个破乱的集市。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我们变化比较大的一年,三厂为了生产和职工的生活,进行了居住房的大调整,按车间、班次、分街道居住。我家就从建设路34号楼搬到了绿化街17号楼三楼的一间17平方米朝西的大房间,是三家一套的,一个小厨房,大概有4平方米,三家做饭。一家是准备车间乙班的湖南人熊聪明四口人,另一家是曹彦香伯伯家三口人,他爱人是筒拈车间乙班的挡车工。绿化街西边几个楼门居住的大部份是准备车间乙班和筒拈车间乙班的工人和家属,厂里这样调整是为了适应纺织厂三班运转职工上夜班休息方便。这样调整领导家访也方便好找人(五、六十年代工厂领导是十分关心职工生活的),一到楼上的大人们上夜班时,我们中午放学回家都感到楼里边静得很,大家都很自觉,上楼梯时脚步都放的很轻,生怕闹醒了上夜班的大人们。我们那两年大部份到三厂食堂吃饭,在自己家中是很少做饭的,大家都在食堂吃饭,食堂的大师傅们可就忙坏了,几千人同时开饭,人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反正非常红火,我还特别喜欢吃食堂的饭菜。
    我从建二小学转学到国棉三厂子弟学校上学后,由于学习优秀、工作积极、热心帮助同学。当年夏天又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在1958年就参加了市里统一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我记得当时夏令营的集合点是在郑州市第二中学,我们集体居住、集体活动、统一夏令营的服装。我们三厂小学大概一共参加了五个人,有一名带队老师,名字我记不得了,不高的个子,好像是教体育的老师。我们三男两女五个同学参加了夏令营的全部活动,参观工厂、参观农村、参加义务劳动,也就是在1958年,我才随夏令营的队伍参观了我们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建设的郑州国棉三厂,当时三厂在市里非常有名。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车间一排排现代化纺纱、织布的机器旁经过,看到工人们紧张的忙碌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的劳动,我被眼前一排排的日光灯所吸引。隆隆地机器声震耳欲聋,那个气魄真是让我们吃惊,我当时在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在这样的现代化工厂上班,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半个月的夏令营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但夏令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至今我还保留了一张参加夏令营我校几个同学和老师的合影黑白照片,五十年的情怀不可言表,思念儿时的快乐让我十分的欣慰。
    1958年我父亲的工作稳定了,一家人也团聚在一起,当时我母亲也十分关心他的肺病,经常买鱼肝油给他吃,在吃饭上面,照顾他多吃细粮,经常让我端一个小瓷锅到建设路南边的新市场上,一家上海炒菜馆排队买一种非常好吃、价格便宜的炸肉皮青菜汤菜,大概两毛钱一瓷锅。我买了牌到饭店的后厨大师傅炒菜的地方,等炒好了倒在锅里端回家里吃,那个香呀!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直想流口水,我真想吃吃当时上海师傅炒得汤菜。三、五分钟就得了,那手艺可真绝地让人佩服。
    我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带小弟弟锦国上街玩,他已有1岁多了,平常送托儿所,当时的托儿所是厂里的福利单位,小孩子吃住在托儿所,一个月的费用只有几元钱很便宜,而且托儿所的阿姨很负责任,照顾小孩子很热心。锦国弟弟是我们兄妹几个中最有福的人,他从小在托儿所、幼儿园,没有受过什么苦。
    那一年,美娟大妹也在三厂子弟学校上学了,当时残疾小孩也要上学,她在小学一直上到六年级毕业,后来就休学在家。小妹美琴1959年也在三厂子弟学校开始上学了。
    我们都是小学学生,都有活泼好动的天性。我们学校南方来的孩子比较多,大家在一起玩得机会就比较多,我儿时的伙伴有:张怀义、刘长根、陈金根、樊荣……,女同学有王静莉、王格林等。我们班上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当上了班上的小干部,组织的有小足球队,当时学校周围的空地比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踢小足球。小足球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一些的儿童皮球,很适合我们小孩子玩。我参加了小足球队,由于我个子不高、身体比较瘦、跑起来没有劲,在球场上经常被张怀义、樊荣踢倒,他俩老欺负我,故意把我撞倒,弄的我在地下大声的哭,他们还给我乱起外号,我也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比较顽皮,上课时经常捣乱,老师没少批评他们。我属于老师比较喜欢的学生,听话、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好。到了1959年我们升入5年级,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例如:春季我们在学校的实验田里进行深翻土地,当时学校的实验田在三厂家属院西边厂里的苗圃里。我们劳动时非常吃苦,按要求试验田深翻两尺以上,然后一层杂草一层土的深埋平整试验田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种上农作物。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参加试验田的活动,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当时有许多儿童玩的游戏,男孩子斗鸡、女孩子跳房子,什么滚铁环、砸杏核、摔“三角、面包”等……,玩得都很开心。来自上海、山东、湖南、湖北各地的同学们,两、三年的时间就完全适应了郑州的生活了,讲话都讲郑州“新话”(区别于郑州郊区的老话),是外地来的人创造了郑州的新话。郑州是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的城市,火车道特别多,当时没有什么地下道、立交桥,在马路上到处有上下拦道的铁路道口。在三厂和一厂之间有一条土路直通厂后,我们最喜欢结伴到厂后看火车,我们走进高低不平的土路,走过一座小桥,就到了火车道边。那是陇海铁路的主要道口,来往的火车比较多。差不多半个小时要进好几列火车,有时能看到客车隆隆地开过,我真想坐上火车到全国各地去转转,但那只是个幻想,条件不允许呀!我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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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20:11 来自于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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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14:42 |显示全部楼层
    通过铁路道口一直往北走,一条土路直通五龙口村,路两旁两人合抱的大柳树婷婷玉立,柳枝低垂。到了夏天,我们非常喜欢结伴到厂后去看成片的藕池,听青蛙的阵阵叫声。有时我们在藕池的水塘里抓小蝌蚪、小鱼,为了完成学校除四害的任务,用自己缝制的小白网在田边网苍蝇。用网抓苍蝇要比用蝇拍打多的多了,一会儿我们都超额完成了除四害打苍蝇的任务。当时的厂后边是一望无边的藕池和农田,我们几个纺织厂的北边围墙外都是农田,到了夏、秋季节,蚊子特别多。
    郑州五十年代的本地人,大部份是农民,看上去非常朴实,穿着比较单一,夏天一身土白布衣裤,冬天大部份是大棉袄、大棉裤,男的是蓝、黑色的,女的穿小碎花的棉袄、棉裤,看上去比较老土,没有什么毛衣、绒衣什么的。他们吃的东西很普通,我们南方人喜欢吃鱼,他们怕腥不吃,不喜欢吃大米饭,喜欢吃面条,蒸窝窝头吃。当地农民在农闲时就下沟摸鱼、养鸡生蛋担到城里(就是我们西郊的工厂区)市场来卖,那时候的物价还是比较低的,工人的工资不高,我母亲从南方来后每个月57元,父亲在集体理发店工作也有3、40元的工资收入,不到100元的月收入养活一家六口人,还有节余的钱寄给在南方的好亲婆补贴退休工资的不足。
    我们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政府供应的大米很少,我们就想办法从农民手中换大米,从南方邮寄大米、江米。我父亲身体不好,就光吃大米,当时我们为能吃到大米,什么方法都想遍了,但都不能满足我们吃大米的需求。
    父亲在1958年、1959年中午均在碧沙岗市场的食堂吃饭,有时也会给我们带些包子之类的主食给我们小孩子吃。有一天我父亲晚上下班回家,给我们带回几个包子,我们就抢着把包子往嘴里送,我一口咬着包子,一下子又吐了出来,是什么肉包的呀,怎么这样难吃?我父亲讲:这是羊肉和白萝卜包的包子,我当时一听是羊肉包子,就哇哇的吐了一地,我从来没有吃过羊肉呀!从此后我就再没有吃过羊肉,都是小时候羊肉包子闹得,到现在我还是不吃羊肉、牛肉。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时候开始,吃东西就比较挑,吃鱼、吃鸡从不吃头和尾巴,不吃猪头肉和猪尾巴。反正我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好伺候,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习惯。
    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大跃进的火热景象有些消退,社会上的物质供应就有些短缺了,粮食供应标准在不断地降低,我们学生的口粮标准也减了几斤,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就慢慢地紧张起来。集体食堂不久都停办了,不再对家属开放了,我们又恢复了一家一户生火做饭了。在1958年我们的铁锅、锅铲都砸了大炼钢铁了,现在还得重新置买,重新砌起炉子,按计划买面煤生火做饭。我们南方人不习惯邻居砌的大灶台炉火,邻居就搭把手教我们砌炉子、生火。那时做一顿饭要两个小时,每天要用扇子把炉火扇旺,大人才能炒菜做饭,那么扇火的任务就落在我们小孩子的身上。我从小就在家中干家务活,在老家常熟就帮助大人干家务活,到了郑州长大了,干的家务活就更多了。我们搬到绿化街17号楼门住后,一间小厨房三家人都要做饭,那个挤劲就别提了,但当时邻里之间关系和谐、相互照应,并没有发生什么吵架的事情。我家小孩子多,邻居们也比较照顾我们,我们也很自觉,在大人们上夜班白天睡觉时,我们从不在楼上大声讲话,以免影响大人的休息。我们有时就在楼下的走廊里写作业,大人下午睡起来后,我们才回房间里。
    我们隔壁邻居是湖南人,熊阿姨家丈夫是炮校(现在的防空兵学院)的军官,平常她丈夫不经常回来,有时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她家特别喜欢吃辣子,每到厨房炒辣子,我们小孩子就被辣的流泪,当时我们是不怎么吃辣的东西。我父亲身体不好,母亲特别照顾他,经常买些排骨、蹄髈给他炖着吃,我们小孩子也不和大人争吃。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小孩吃的日子在后头长着呢!大人们上班辛苦应该要营养营养。不过我家在1959年以前生活还是比较好的,父母的工资都用在吃穿上了,也没有买什么家里的摆设。我记得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那年我家买了一个三五牌(上海产)的座钟,在当时就是一个高档的家庭摆设了,我们听着铛铛铛的时钟铃声,我们感到十分的喜悦。至今这个五十年代的老三五牌的座钟,还摆在我家现在的房间里,听着滴答、滴答的座钟声,我感到犹如回到了五十年代那充满激情的岁月,一件件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说到国庆十周年纪念日,1959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全国建设蒸蒸日上,我们不便细说,但郑州市的城市建设是日新月异,街上的马路修的多了,城市的公园变得漂亮了。各种汽车如雨后春笋般的呼呼地在大马路上跑,城市在扩建,原来的荒地竖起了高楼大厦。我原来上学的建二小也因在它的周围建起了不少的高楼而显得十分不起眼了。在经过的坟地上建起了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及家属宿舍,市委机关也搬到我们西郊中原区来了,我们西郊成了郑州市的中心。当时市政府财政的70%来自西郊新型的各类现代化企业。西郊也成了政治、文化的实际中心,市里组织的各种活动都是以西郊各大企业、厂矿的产业工人为主力,那阵势浩浩荡荡,我们小学生也参加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在郑州市体育场举行的。虽然纪念大会要在上午十点整召开,但我们小学生早上五、六点钟就到学校集合了。我们穿上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网球鞋、带着鲜红的领巾,整齐的排队出发,一路整齐的步伐,吸引了众多市民的观看。当时最显眼的是我们三厂的文艺队伍,他们载歌载舞一路表演到市体育场。彩旗飘飘、锣鼓阵阵,游行的队伍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了,成了欢乐的海洋。集合游行那天,我们在大马路上走走停停,等进到市体育场的主席台最前面,我们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当时我们西郊产业工人的队伍市里最重视,总是排在会场最前面,我们三厂子弟学校也就跟着工人的队伍沾光了呀!我们就挨着三厂工人的队伍排在最前面。
    上午十点整,国庆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飘舞,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游行队伍有数万人,从主持人宣布纪念游行开始,一个多小时队伍还没有走完。我们围着郑州市的主要街道游行,郑州百货大楼、二七广场、老坟岗、德化街、大同路到火车站再游到二马路,一路欢歌引起数万市民的观看,十分壮观。那天到下午三、四点钟才一路走回家,我们根本都不觉得累光顾高兴了。
    转眼就到了1960年,这一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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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18:56 |显示全部楼层
青少年时代的困惑
    郑州的1960年也和全国一样,在困难和疾苦中挣扎,老天爷也是和当时的人们作对,冬天雨雪偏少,夏季炎热干旱,灾害的天气一连串的袭来,真是让人应接不暇。那年春天的狂风刮得天昏地暗,房间里的黄沙擦了一层又一层,市面上许多建筑都停建了,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已经开始凭证、凭票供应了,口粮减的凭粮本只能买一小部分细粮,大部份都供应粗粮,什么高梁面、玉米面之类的,我们南方人的细粮照顾也取消了。我们家孩子多,粮食根本不够吃,副食品、蔬菜也只有国营菜店凭票供应才有卖的,个人要想买些农村的蔬菜什么的,也要跑很远的农村用高价去购买。工厂生产也不景气了,五厂、六厂刚开工没两年也就停产了,工人放假的放假、调动的调动(往一、三、四厂)、下放的下放,整个社会陷入了极大的困难泥潭拔不出来了。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反帝、反修、扎紧裤腰带也要还苏修的欠债,中国人民宁可穷些、宁可多吃苦、硬骨头意志不能丢。在大街上汽车缺汽油,在公共汽车顶上背个大气包,用煤制气开动汽车。我们小学生也经常参加劳动,由学校组织到近郊农村拾麦穗、挖野菜、在农民翻过的地里刨红萝卜、小块农民没有刨净的红薯,我们把拾到的东西、野菜都交到三厂职工食堂,算是我们学生的支农活动。
    我们日常的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供应,每个人穿的、用的,当时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全部凭票、凭证供应。我们家在1966年以前是买不起自行车的,一架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也是用十几张工业买的,一只上海牌的男式手表要人民币120元、40张工业卷,一般的工人家庭集三年的工业卷也买不起。真是到了物质非常匮乏的时代,人人都在为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而忙碌着,人民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贡献。当时人民的思想非常单纯,听党的话、为政府分忧,每个家庭都在绝境中煎熬。生活越是困难,大家的心越齐,大家的心没有散,与政府齐心协力共渡困难时期。我们南方人吃杂粮总归是不习惯,没有办法只好和北方人用两斤高梁面换一斤白面吃。郑州靠近黄河,当时农民也开始种大米了,我们就开始用两斤杂粮和农民换一斤大米吃。粮食不够吃,各家大人就少吃让孩子吃,副食不好,炒菜没有油,猪肉一个月一个人才供应半斤,根本不够塞牙缝的。食用油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四两到半斤,每个月我们家怎么省着吃也不够。油水少饭就吃的多,饭不够吃,就开始有人在业余时间到田野荒地去挖野菜拿来充饥。三厂职工食堂在1960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师傅们真是立了大功,挖掘出了许多粮食的替代品,在大食堂进行困难时期难得有的杂粮细做饮食展览,我们可以在食堂买粗粮主食票购买饭菜。因为1959年三厂食堂在郑州市是一个先进单位,以饭菜质量高、技术精、为职工服务好而闻名,参加过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召开的群英会,受过政府的嘉奖,所以在1960年困难时期,食堂的大师傅就使出浑身的劲,为职工家属度过荒年而努力劳动。他们蒸出的棉籽粗粮窝头香气十足,人造肉是用什么海草制作的,和饸洛面差不多,吃起来还合口味,每天总有主、付食二、三十种供应职工、家属。我家离食堂不远,我家大人就经常让我放学后到食堂去买饭回来吃,以贴补我家口粮的不足。我妈妈在生活上是一个精细的人,平常比较注意节约粮票,有时偷偷地在别人手里买一些粗粮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不能公开),来贴补家用。
    我在1960年困难时期,上小学六年级,当时学校为了照顾学生的体力,一切的课外劳动都取消了,课程也安排的比较松,所以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充足。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也帮助家里大人排队凭证购买副食品,哪里有便宜的菜,我们就去排队买回来。
    我记得当时中央在困难时期,政策有所松动,刘少奇主席了解到全国的灾荒后,经毛主席、党中央同意,开展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三自一包”的运动,给当时的农村渡过灾荒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松动。很快“三自一包”的政策在我们郑州也开展起来了,农民有了自留地就可以种自己想种的粮食,养自己想养的鸡、鸭、猪、羊等……。我记得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我们建设路对面的新市场就有农民来卖自留地上产的农副产品和家养的鸡、鸭,河里捉的鱼、虾,自由市场在当时就兴起来了。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就有了选择,在国营菜店、肉店买不到的东西,在自由市场上慢慢地就都可以买到了,虽然价格比国营店高,但居民们为了生存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点钱就去自由市场购买食品,以解决当时国营店供应的不足。
    慢慢地在我们家属院的周围、马路边的空地上,有人在开垦土地种菜、种粮,没有多长时间各家都占地开垦、围园子种菜了。一时间大人们下班后就忙碌在自己开垦的菜园子里,当时我和父亲俩也在现在的桐柏路三厂家属院绿化街17号楼外马路对面,靠近一厂当时的集体宿舍铁丝网的外面开垦了两块荒地,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的菜地。
    每天我除了上学以外,早、晚都和父亲一起在我们开垦的荒地上劳作。我们购买了铁锹、钉耙,刚开始干农活还真有点累,我们开的那两块地,砖头、杂物多,我们一点点地把杂物和砖头拣出来,围在地的四周,翻好土、整好畦就开始种菜了。有了自由市场,菜种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买到,当时为了渡过困难,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郑州市所有的空闲地、马路边、楼房四周全部都是市民围起来的菜园子,包括当时市委家属院也不例外。市里、区里也不组织卫生检查,反正到处是一片片围起来的菜地,郑州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城市了。居民们一下班就活跃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开垦着、收获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我家的两块地里种着蔬菜,有青菜、辣椒、黄瓜、茄子,秋天我们还收获不少的玉米棒子、红薯。种红薯我最有经验了,在整地时打上埂,到市场上买一些好的红薯秧,在田埂上挖坑种下去、浇上水、用土堆起来,一个多星期就活了。到了秋天,红薯藤就爬满了整个地,我每天还要抽空到地里把红薯藤翻过来晒太阳,据农村老农讲可以结大红薯。水是如何解决的呢?在楼房四周开的地,得天独厚,从楼上接皮管(六十年代还没有塑料管)用自来水浇地,当时自来水特便宜,家家没有装水表,自来水随便用,每个月厂里也从职工的工资中扣毛儿、八分的。我们家的地在马路对面,浇地就比较困难了。还好在一厂集体宿舍铁丝网外面有下水道的污井口,我们当时就学着别人打开污井盖,用一根粗麻绳拴住一大团破麻袋扎成堵污水井的堵口,污水就顺着井漫上来,我们就用桶打污水浇地,困难的是我家的地比污水井口高,不能自流灌溉。有一家例如:我们楼下的沙老师家,他们开的地片大,污水井口堵上就可以自流灌溉了,水足、肥好地里的菜就长得好,他们就收的多,有的吃不完还在自由市场上卖呢!
    1960年上半年——1963年上半年,我记得开垦荒地有三年多的时间,到了1963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政府就动员居民拆除菜园子平整居民区空地,大搞绿化种树,结束了在城里开垦荒地种菜、种粮的历史,有的地方延续到1964年。困难时期的经历,真够让我们回忆一辈子的了。
    当政策允许小手工业经营户单干的消息后,我父亲1960年就从碧沙岗一个集体性质的理发店(当时他们是自负盈亏)退出来单干了。当时也顶住了不少的压力,我父亲就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来回答旁人的责问。从单位出来单干,一切福利全无,没有什么补贴,出来就出来,一切自己的就业问题自己解决。好在我父亲是一个老理发师,他的技术很好,就开始找地方,支个小理发摊。他经过观察和了解,在建设路南边邮电局后围墙处有一片空地,朝南向阳、围墙挡风,是一块比较理想的地方,支个理发挑子、弄上两个凳子,就不愁没有理发生意做。我父亲选好地方后,就找人平整了小场地,用长竹竿撑上布搭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篷子。没有钱买理发店专用的理发椅子,就用平常的靠背椅子代替,就一个人在那里支摊干起活来了。要说当时是真难呀!支一个理发摊,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创造工作环境。我父亲的理发摊点就在新市场的入口处,西郊农村的老乡们进城卖东西,都喜欢到三厂对面的新市场和碧沙岗市场,理发的客源是不愁的。新市场上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管,用水有人看管,一桶水2分钱。理发需要洗头,我父亲又准备了生铁煤炉专门烧水。每天来理发的人大部份是农村来的老乡,我父亲为人和善、技术好,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理一个发才两毛钱,谁刮胡子多收5分钱,每天做二十来个活,也就五、六块钱。在当时就感到比在集体理发店里收入有增加,就是每天比较辛苦,早上就得带着理发用品支摊、生火烧水,还得走一段路到公共水管处接水挑回来用。当时我父亲已到了40岁的年龄,加上身体不是太好,挑水比较吃力,我母亲休息时也去帮忙挑水。母亲让我上学前(当时,十六中学就在新市场的南边)去帮助父亲挑一担水,我总是十分听话的坚持帮父亲挑水,我父亲有时也顺手给我两毛钱买零食吃。我从小就爱劳动,挑水什么的我也不在话下,一担水挑起来快步如飞,我炼就了比较结实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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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日常的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供应,每个人穿的、用的,当时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全部凭票、凭证供应。我们家在1966年以前是买不起自行车的,一架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也是用十几张工业买的,一只上海牌的男式手表要人民币120元、40张工业卷,一般的工人家庭集三年的工业卷也买不起。真是到了物质非常匮乏的时代,人人都在为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而忙碌着,人民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贡献。当时人民的思想非常单纯,听党的话、为政府分忧,每个家庭都在绝境中煎熬。生活越是困难,大家的心越齐,大家的心没有散,与政府齐心协力共渡困难时期。我们南方人吃杂粮总归是不习惯,没有办法只好和北方人用两斤高梁面换一斤白面吃。郑州靠近黄河,当时农民也开始种大米了,我们就开始用两斤杂粮和农民换一斤大米吃。粮食不够吃,各家大人就少吃让孩子吃,副食不好,炒菜没有油,猪肉一个月一个人才供应半斤,根本不够塞牙缝的。食用油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四两到半斤,每个月我们家怎么省着吃也不够。油水少饭就吃的多,饭不够吃,就开始有人在业余时间到田野荒地去挖野菜拿来充饥。三厂职工食堂在1960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师傅们真是立了大功,挖掘出了许多粮食的替代品,在大食堂进行困难时期难得有的杂粮细做饮食展览,我们可以在食堂买粗粮主食票购买饭菜。因为1959年三厂食堂在郑州市是一个先进单位,以饭菜质量高、技术精、为职工服务好而闻名,参加过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召开的群英会,受过政府的嘉奖,所以在1960年困难时期,食堂的大师傅就使出浑身的劲,为职工家属度过荒年而努力劳动。他们蒸出的棉籽粗粮窝头香气十足,人造肉是用什么海草制作的,和饸洛面差不多,吃起来还合口味,每天总有主、付食二、三十种供应职工、家属。我家离食堂不远,我家大人就经常让我放学后到食堂去买饭回来吃,以贴补我家口粮的不足。我妈妈在生活上是一个精细的人,平常比较注意节约粮票,有时偷偷地在别人手里买一些粗粮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不能公开),来贴补家用。
    我在1960年困难时期,上小学六年级,当时学校为了照顾学生的体力,一切的课外劳动都取消了,课程也安排的比较松,所以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充足。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也帮助家里大人排队凭证购买副食品,哪里有便宜的菜,我们就去排队买回来。
    我记得当时中央在困难时期,政策有所松动,刘少奇主席了解到全国的灾荒后,经毛主席、党中央同意,开展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三自一包”的运动,给当时的农村渡过灾荒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松动。很快“三自一包”的政策在我们郑州也开展起来了,农民有了自留地就可以种自己想种的粮食,养自己想养的鸡、鸭、猪、羊等……。我记得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我们建设路对面的新市场就有农民来卖自留地上产的农副产品和家养的鸡、鸭,河里捉的鱼、虾,自由市场在当时就兴起来了。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就有了选择,在国营菜店、肉店买不到的东西,在自由市场上慢慢地就都可以买到了,虽然价格比国营店高,但居民们为了生存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点钱就去自由市场购买食品,以解决当时国营店供应的不足。
    慢慢地在我们家属院的周围、马路边的空地上,有人在开垦土地种菜、种粮,没有多长时间各家都占地开垦、围园子种菜了。一时间大人们下班后就忙碌在自己开垦的菜园子里,当时我和父亲俩也在现在的桐柏路三厂家属院绿化街17号楼外马路对面,靠近一厂当时的集体宿舍铁丝网的外面开垦了两块荒地,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的菜地。
    每天我除了上学以外,早、晚都和父亲一起在我们开垦的荒地上劳作。我们购买了铁锹、钉耙,刚开始干农活还真有点累,我们开的那两块地,砖头、杂物多,我们一点点地把杂物和砖头拣出来,围在地的四周,翻好土、整好畦就开始种菜了。有了自由市场,菜种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买到,当时为了渡过困难,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郑州市所有的空闲地、马路边、楼房四周全部都是市民围起来的菜园子,包括当时市委家属院也不例外。市里、区里也不组织卫生检查,反正到处是一片片围起来的菜地,郑州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城市了。居民们一下班就活跃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开垦着、收获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我家的两块地里种着蔬菜,有青菜、辣椒、黄瓜、茄子,秋天我们还收获不少的玉米棒子、红薯。种红薯我最有经验了,在整地时打上埂,到市场上买一些好的红薯秧,在田埂上挖坑种下去、浇上水、用土堆起来,一个多星期就活了。到了秋天,红薯藤就爬满了整个地,我每天还要抽空到地里把红薯藤翻过来晒太阳,据农村老农讲可以结大红薯。水是如何解决的呢?在楼房四周开的地,得天独厚,从楼上接皮管(六十年代还没有塑料管)用自来水浇地,当时自来水特便宜,家家没有装水表,自来水随便用,每个月厂里也从职工的工资中扣毛儿、八分的。我们家的地在马路对面,浇地就比较困难了。还好在一厂集体宿舍铁丝网外面有下水道的污井口,我们当时就学着别人打开污井盖,用一根粗麻绳拴住一大团破麻袋扎成堵污水井的堵口,污水就顺着井漫上来,我们就用桶打污水浇地,困难的是我家的地比污水井口高,不能自流灌溉。有一家例如:我们楼下的沙老师家,他们开的地片大,污水井口堵上就可以自流灌溉了,水足、肥好地里的菜就长得好,他们就收的多,有的吃不完还在自由市场上卖呢!
    1960年上半年——1963年上半年,我记得开垦荒地有三年多的时间,到了1963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政府就动员居民拆除菜园子平整居民区空地,大搞绿化种树,结束了在城里开垦荒地种菜、种粮的历史,有的地方延续到1964年。困难时期的经历,真够让我们回忆一辈子的了。
    当政策允许小手工业经营户单干的消息后,我父亲1960年就从碧沙岗一个集体性质的理发店(当时他们是自负盈亏)退出来单干了。当时也顶住了不少的压力,我父亲就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来回答旁人的责问。从单位出来单干,一切福利全无,没有什么补贴,出来就出来,一切自己的就业问题自己解决。好在我父亲是一个老理发师,他的技术很好,就开始找地方,支个小理发摊。他经过观察和了解,在建设路南边邮电局后围墙处有一片空地,朝南向阳、围墙挡风,是一块比较理想的地方,支个理发挑子、弄上两个凳子,就不愁没有理发生意做。我父亲选好地方后,就找人平整了小场地,用长竹竿撑上布搭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篷子。没有钱买理发店专用的理发椅子,就用平常的靠背椅子代替,就一个人在那里支摊干起活来了。要说当时是真难呀!支一个理发摊,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创造工作环境。我父亲的理发摊点就在新市场的入口处,西郊农村的老乡们进城卖东西,都喜欢到三厂对面的新市场和碧沙岗市场,理发的客源是不愁的。新市场上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管,用水有人看管,一桶水2分钱。理发需要洗头,我父亲又准备了生铁煤炉专门烧水。每天来理发的人大部份是农村来的老乡,我父亲为人和善、技术好,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理一个发才两毛钱,谁刮胡子多收5分钱,每天做二十来个活,也就五、六块钱。在当时就感到比在集体理发店里收入有增加,就是每天比较辛苦,早上就得带着理发用品支摊、生火烧水,还得走一段路到公共水管处接水挑回来用。当时我父亲已到了40岁的年龄,加上身体不是太好,挑水比较吃力,我母亲休息时也去帮忙挑水。母亲让我上学前(当时,十六中学就在新市场的南边)去帮助父亲挑一担水,我总是十分听话的坚持帮父亲挑水,我父亲有时也顺手给我两毛钱买零食吃。我从小就爱劳动,挑水什么的我也不在话下,一担水挑起来快步如飞,我炼就了比较结实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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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19:56 |显示全部楼层
阿要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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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23:16 来自于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常熟好多婴儿一出生因为贫困,家里子女多,被抱养到了河南各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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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08:11 |显示全部楼层
西彦7074 发表于 2016-12-2 18:56
青少年时代 ...

正确地描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政府同呼吸共命运,共度艰难岁月的历史,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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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2:28 |显示全部楼层
    随着时间的脚步一刻不停地前进,我父亲的理发店又来了一个大老刘师傅和他搭伴。大老刘,我们叫他刘伯伯,他的年龄好象比我父亲的年龄大,高高的个子,瘦瘦的,是江苏南通人,也是干理发出身。我父亲平时为人友善,当刘伯伯提出要和我父亲合伙干理发,我父亲就很快地同意了。他们重新扩大了地盘,搭上了简易的棚子,装上了木门和带玻璃的窗户,俨然就像一个比较正规的小理发店了。那时候做小生意的人,只要有一个避雨的地方就行了,生意是不会差的。俩人干活,有商量,活分着干,你干一个,我干一个,水是谁有空谁挑。说实在活,刘伯伯这个人也比较勤快,挑水他总是跑在前头,有时我吃过午饭(当时从不在家睡午觉)就跑到父亲小理发店要挑水,我父亲有时说:今天不要挑了,刘师傅已经挑满水缸了。我就在理发店里留心学学理发手艺,慢慢地我也可以给一些小孩理理发、洗洗头了。
    到了1961年的寒假,由于自然灾害严重,苏联逼债,突然大批苏联专家回国,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重创,国民经济十分萧条。市民的生活更加贫困,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什么都凭票、凭证供应。虽然政策上有所松动,允许部分小手工业、小自由市场买卖存在,但物质十分缺乏。当时市场上、国营商店里卖起了高价糖、高价肉,私人的猪肉摊上,猪肉要卖到五、六块钱一斤,高级点心我们是绝对买不起的。我1962年考入第十六中学上学,寒假由于生活困难,为了共渡难关,中学放假三个月,从春节前半个月放假一直到4月初才恢复上课。这一段时间我们干什么呢?除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妹外,主要是在我父亲的小理发店里当学徒帮忙。生活再困难,人吃的可以差些、穿的可以破些、但头发长了总是要理的。由于当时西郊理发店很少,国营店要排长队,我父亲的小理发店服务好、价格比国营店便宜五分钱,所以我父亲小理发店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大冬天,店里生着炉灶、烧着水、暖暖和和的,来理发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越是年关人越多,有时一天都休息不下来。我也支起了椅子,慢慢地学着给顾客理发了。我的技术学的很快,也可能是门里出身、有悟性,一个月后我的理发技术也就能拿得出来了,顾客也愿意让我理发了。我的推、剪、刮手艺已经十分熟练,我一天也可以理十几个顾客的头发了,所以我们家的收入也多了起来。刘伯伯当时就有些看不惯了,他干活快、但不精、有时毛糙,他就不让我多干,总是叫我干洗头、挑水的杂活。有时我父亲为了让他,就不叫我接活,我就闲下来看小人书。后来我还学会了用刀剃光头的活呢!一个寒假(三个月)下来,我一个人还挣了一百多元钱呢。我们家的生活有了改善,我母亲也舍得买高价油吃了。我记得快过年的时候,除了供应的猪肉外,我家还买了五、六斤高价肉吃呢!扎扎实实地过了一个“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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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2:30 |显示全部楼层
    我好亲婆在老家一直一个人生活,退休后只有13元5角钱的退休工资,她一个人不闲着,帮别人缝缝手套、纺纺线,弄几个活钱贴补生活。我母亲每月按时给她寄钱,她总是自己舍不得花,攒起来用在满林身上或者私下里买点金器,一点、一点的攒着。老人有老人的想法,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在1961年左右,我们就把好亲婆从常熟城接到郑州过了几个月的苦日子。我们全家和睦相处,尽管我们生活上照顾好亲婆,但她一个人生活惯了,不习惯大家庭的生活和喧闹,住了三个月就又回常熟老家去了。
好亲婆在郑州除了不习惯大家庭的生活外,1961年的苦日子也让她退避三舍,虽然我们还是很照顾她的,但她看着一堆孩子都吃不饱,每天都是粗粮多、细粮少、大米更少,她自己也舍不得吃好的,每天吃点红薯,有时开的荒地里长的红薯秧、红薯叶什么的她也吃,没有办法呀!老人还不让着孩子,自己宁可饿着也要尽着小孩子们吃。这也是后来我回常熟看好亲婆时,听她这样讲的。
    1960年——1963年,三、四年的时间,自然灾害和苏联的逼债还款可把我们老百姓坑苦了。我们城市里不管如何还有政府供应一点,农村就更苦了,吃糠咽菜的日子更难过了,当时信阳地区还饿死不少人呢!有什么“信阳事件”,有些是人为造成的……。当然了,自然灾害是明摆着的。
    我们十六中学经过三个月长假后就开学了,我分在一五班,中学学习就更紧张了。每天放学后还要做作业、复习功课,但这也难不倒我,我上课注意听讲,学习成绩属上等,老师也比较喜欢我。我每天上学总要拐到父亲的小理发店帮助父亲挑挑水什么的,我也很愿意帮父亲干活,我父亲也很喜欢我,不时往我手里塞几毛零花钱。我从下半学期就当起了班干部,一直干到三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教生物课的康有信老师,他对我们几个班干部很信任,我们经常在他的宿舍房间里开会商量班上的事情。他的宿舍只不过是一个存放生物标本的大房间,一大半都放了生物标本等教学器材,有一小隔间做了康老师的宿舍。我们和康老师也非常说得来,他对学生从不发脾气,班上有几个顽皮学生,他总是给他们讲道理,慢慢地也就不在班上捣乱了,我们班干部的工作就开展的比较顺利了。每学期我考试的成绩都不错,我对语文和地理课比较精通,地理课考试没有下过97分的。我头痛的课就是几何课,我总是不感兴趣,得个7、80分也就可以了。有一次小考,几何课我得了不及格,还让我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几何课难关,请教老师、请教学习几何好的同学,慢慢地我就跟上几何课了。初中二年级后,我就一直是班长,康老师器重我,我也不给他丢脸,班上的工作总是跑在同年级的前面。我从中学开始就有比较强的组织能力,不管学校开展什么活动,我们几个班干部就会把大家组织好,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我在初中三年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老师比较器重我,准备让我在学习上好好攻一攻。
     时间到了1964年的期终考试,学校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社会上的经济形势也大大好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渐入正常,物质也开始丰富起来了。政府供应的粮食、副食品和其它凭票供应的商品也多起来了,一股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劲头在全国兴起。我们胜利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侵袭,好象人们都变的坚强起来,心与政府和党贴的更近了。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渡过了灾害之年,今后要扎扎实实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努力工作和学习。我们在度荒的几年所开垦的田地,街道上也不让种了,慢慢地在恢复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人们犹如在经历了一场大病痊愈后所焕发的干劲,大街小巷人人脸上都散发着青春的光芒。
    1964年6月2日是一个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是彻底改变我人生的一天,是我们家庭经历的一次最最沉重打击的一天。我的最亲爱的爸爸,在这一天下午一时许,突发脑溢血,彻底倒在了他的理发岗位上,而最后一个理发的顾客,竟然是他的儿子——我,李锦权。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就痛不欲生,我有千万个懊悔和自责,不能原谅自己,使我终生难忘。我父亲是在给我理发的时候,突然感到头脑不适,就停下手中的活,瘫坐在靠墙的凳子上。我不知所措,正要去扶我爸爸时,他支撑不住就瘫倒在地上。当时小理发店里只有我们父子两人。父亲倒地后,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十分害怕,不知我父亲犯的什么重病,就哭喊外面的路人。大家很快都来了,七手八脚地扶起我父亲。我见有认识的叔叔,就让他们去叫我妈妈来,我扶着父亲离不开。停了一会,我母亲急急忙忙赶来了,当时她正准备上中班还没有走。我母亲来了后,也是“洪保、洪保……”一声声的叫,我父亲也只有两眼含泪直瞪瞪地望着我母亲,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在众人的帮助下,叫来了一辆人力车(黄包车),我母亲扶住我父亲坐在车上,我在地下跑着,拉到了附近的纺织医院(就是现在的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科进行抢救。送进抢救室病房要经过一个能推手术车的慢坡楼道,进了病房,经大夫确诊后就输上了氧气,打上了点滴。由于当时医疗设备条件差,我一直在现场也没有见医生采取什么措施,我母亲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后,她想父亲暂时不要紧,就对我说:“你在这里看好父亲,我到车间里请个假,给领导讲一下情况,我去去很快就会回来。”我答应着就在父亲床边守着,我下午也没有办法去学校了。事情也赶得巧,我上午刚把毕业考试的科目最后一门考完,下午我父亲就突发疾病抢救,所以谁的思想上都没有一点准备。我眼望着父亲,他一直昏睡不醒,我看他光有大声呼呼出气的声音,没有进气的声音。医生一会儿进来看了看眼睛,一会儿就走了。在走前医生问我:“你家大人呢?”我讲:“我母亲去厂里请假了。”医生讲:“病人都非常危险了,还请什么假。”叫我母亲快来,我问大夫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大夫讲:“是脑溢血,死亡率很高,赶快叫你家大人来吧。”我也没有办法离开去叫我母亲,我就自己一个人守在父亲的病床前。大概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后,我父亲终因脑溢血出血量大,医生束手无策,在我的面前突然去世。当医生在做最后的努力失败后,拔掉了氧气管,把父亲的上海牌手表脱下来交给了我,我当时真傻了,两眼直看着父亲无神的脸。我哭喊着:“医生,我父亲还有气呢!你们再救救他!”医生讲:“瞳孔都放大了,没办法抢救了,去叫你家大人来料理后事吧。”我在万般无奈中,哭着拿着父亲唯一的遗物——上海手表,一路哭着跑回家。在半路上刚好碰见母亲正往医院赶。我哭着告诉妈妈:“爸爸不行了,已经过去了。”当时我母亲就大哭起来,赶紧往医院跑。
父亲病突发,谁也始料不及,当时全家就完全乱套了。在郑州,我母亲也没有什么亲戚,一时没有了主张。据我母亲讲:等她赶到纺织医院时,我父亲已经被送进了太平间。6月2号,天气渐渐炎热,当时的太平间根本没有什么冰柜,就有两三个水泥砌的台子,死人就放在上面,盖上白布单,就可以处理丧事了。
    我父亲来郑州后,身体时好时坏,肺结核病一直困扰着他。所以我母亲对他十分照顾,经常给他买有营养的药和副食品给他吃,什么治肺结核的特效药呀,鱼肝油常年不断。饮食方面更是照顾他,哪怕自己不吃,小孩少吃,也要尽他享用。我父亲平时言语不多,吃到好的东西也总要分给我们四个小孩吃一些。我母亲总是说:“他们(指我们四个小孩)今后有得吃呢,你快吃吧!”我父亲就显得不好意思,自己就吃起来。平常我母亲只注意他的肺结核病了,什么血压、心脏就没有注意了。那时候就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娇贵,没有定期体检,一般的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我父亲当时人比较精瘦,谁也没有往高血压上想,所以一犯上病,加上6月2号那天中午天气比较炎热,又没有休息,所以犯病也在所难免。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家乱了套,丧事也不可能大办,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四个孩子,刚死了丈夫,那个景象真是惨啊!邻居们、老乡们都过来安慰和帮忙,厂里和车间的领导也全力以赴帮助办丧事。我第二天去学校班上请了假,回来就守在父亲的灵前,谁见了我们四个孩子都会流泪,表示同情。1964年是父亲来郑州的第八个年头。
    当时象我父亲去世的事情,在厂里也很少,父亲去世时才44岁,太年轻了。我们四个孩子,我算老大(其实我是老三)16岁,大妹妹美娟14岁,她还是个残疾,小妹美琴12岁,小弟弟锦国只有7岁。今后我母亲领着我们四个孩子怎么过呢?当时母亲的担忧按下暂且不表,先集中精力把父亲的后事处理好。我虽然已经16岁了,但对大人所操办的丧事的确十分生疏,可以说什么都不懂,大人让怎么弄就怎么弄。当时没有实行火葬,领导及同志们操办着第二天买棺材、入殓,第三天就由汽车送到后河卢(我们南方人叫什么“后花落”)市民公墓去葬了。当时的公墓,非常杂乱,简直就是乱坟岗,坟堆一个紧挨着一个,上面长满了荒草。我父亲的棺材,最后是准备车间浆纱工段的几位老师傅硬是用杠子抬着上了一个高岗上,我母亲看高岗不错,下雨也不怕淹着坟头,就同意把我父亲葬在这个高岗上了。一阵忙乱,总算把我父亲平平安安的入土为安了。
    忙乱了几天,邻居们、常熟的老乡们都来帮忙。我父亲下葬后,我母亲去车间、邻居家一一拜谢大家的帮忙之恩。当时大家都十分同情我母亲,我母亲为人善良,邻里关系也不错,大家也是出于同情心,帮忙把我们家的丧事办妥了。我记得也就在家简单烧了菜和饭,招待了几个同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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