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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3:06 |显示全部楼层
    要说我们家没有亲戚,也不能这么绝对的说。当时我母亲有一个小姐妹,可能辈分和我好亲婆一样的大,比较年轻的女人,我母亲让我们小孩叫她“老公公”的,其实当时她大概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在我父亲丧事期间跑前跑后张罗着,和我母亲的关系很“铁”,后来经常来我家看望,只要她一来,我母亲总要买好菜做饭给她吃。当时我们小孩也没问什么,只知道她和我母亲是一同来郑州的,直到1964年我父亲去世时,还独自一人(没成家)在三厂集体宿舍里住。我们平时也比较喜欢她,总是“老公公”长“老公公”短的(我们常熟老家对隔辈女性的尊称)叫她。我记得,她后来找男朋友第一次去看电影,还带我一起去了呢。后来在文革前夕,她结婚随夫调到大概是湖北省武汉市去了,我们从此也就失去了联系。
    再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叔伯哥哥叫任育文,和他的相识和交往也纯属偶然。
    时间要回到我父亲还没有去世的1963年的夏天,这一天,我母亲上夜班,白天在家睡觉。当时在绿化街17号付19号,那间17平方米的住房里,我也刚好放学在家做作业,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住在这里。有人敲门,进来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大概有二十五岁左右,他进门就叫我母亲“婶娘”,我母亲在刚惊醒的那一刻,硬是看着这个年轻人好半天才认出来,“你是育文吧?”当时我表哥就说:“我就是育文呀!我分配到郑州一个保密单位来工作了,听说你们在三厂住,我打听了半天才找来的。”我母亲马上起来,让我去叫父亲回来,我就很快把父亲叫回家来了。我父亲见了我表哥,非常亲热,拉着我表哥的手,半天没有松开。当天,我家就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我表哥,以后我表哥差不多一个月来我家看望两次。他也谈了上海家中的情况,他父亲在上海南市区财政局工作,家住在南市区方滨西路94号。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叫任慧娟在当时的上海针织九厂上班,一个小弟在上学,母亲在常熟老家城里居住,她就是我的伯娘,带着她的小儿子和我伯伯分居两地。
    表哥在1964年春天,还带着他的女朋友来我家让我父母亲参谋参谋看看。他交的女朋友家是郑州的,女朋友是郑州人,后来他们结婚后,也来我家看望。
    由于我父亲突然去世,那几天忙昏了头,也没有及时通知我表哥,待父亲下葬后才想起给我表哥写信告知,按我们常熟的规矩,报丧信是要把信封烧掉一个角的。信是我写的,地址是什么信箱,反正是军工保密单位。我表哥当时接到信就马上急匆匆赶来了,还直埋怨我母亲没有及时通知他。我表哥当时也哭了,十分惋惜我父亲的突然去世。从此后,我表哥还是经常来我家看望,我与表哥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我从部队复原回到三厂工作、结婚,出差到上海,都在我伯伯家中住过,直到我伯娘去世,伯伯去世后,我表哥就再没有来我家了。再一个原因是我母亲改嫁后,我表哥就不来我家了,关系大概维持到1975年初吧!我几次去上海,总到方滨西路去找,伯伯的房子还在,就是他的子女我们找不到了。表哥您在哪里,身体健康吗?我现在日夜在思念着你们……。表哥大我五六岁,现在也有六十五、六岁了吧。
    父亲的突然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家平静的生活,一个家的顶梁柱倒了,整个房子也就蹋了。但我们还要生活下去,我母亲在悲痛中挣扎着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邻居的同情、老乡的点滴安慰那只是暂时的,这个家如何走下去!很关键的是我母亲和我这个当大哥的态度,我当时跪在我妈妈面前,表示要全力协助母亲来撑起这个家。我下定决心谢绝了班主任康老师来家两次劝告我继续上学的做法,我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要进工厂上班挣钱来协助我母亲撑起这个家。我这个人只要决心一下,任何人再说也是无济于事,进工厂上班是我当时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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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8:04 来自于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很好,让我们了解常熟的过去,还知道了一些历史知识。不过我很好奇常熟哪里的人叫女性老公公的呢?我们这叫老婆婆的啊。叫父亲的妹妹到是有叫牙叔的,像叫男性一样,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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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8:50 |显示全部楼层
进厂之路
    我进工厂上班,确实实属无奈,但我下定决心后,就没有后悔过。当时1964年6月,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好转,人们的生活步入紧张而有序的时期,计划经济的实行,保证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做。我刚好十六中初中毕业,赶得也巧,我是在初中毕业考试完了后我父亲患疾病去世的,当时我也刚好十六周岁多。在处理好我父亲的丧事之后,我母亲就在她厂里也就是国棉三厂,找领导、求同事说情让我进工厂上班。当时三厂也才招了第二批新工人,第一批是1964年的3月份,我的爱人崔淑琴就属于第一批招的新工人。三厂除了1958年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人外,一直到1964年纺织局才同意招新工人进厂以增强工厂的实力。而我母亲去厂里申请让我进厂工作刚过了招新工人的时间,第二批六月份已经招满指标了,不再招人了。当时我母亲急得每天吃不下饭,我就在家干等着进厂,想的也十分简单。这确实给厂方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指标卡的很死,对我家突然发生的特殊困难,三厂也想照顾让我进厂,但招工指标满了,谁也没有权力多招一个人,这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妈妈了。我母亲当时就领着我(我们都戴着重孝)到厂部劳资部门、厂工会求领导开恩,真是话说尽了,也没有办法解决。大概过了三天,我母亲又领着我去厂工会找李主席,当时这个李主席非常好,听到我母亲哭诉家中的不幸和困难,十分同情。在征得厂领导的同意后,他亲自带着我们娘俩到河南省纺织管理局(就是省纺管局)有关部门去反映我们的情况和困难。我和母亲在诉说中都跪在省纺管局管招工领导的面前,厂工会的李主席也在旁边为我们说情。也许是我们的不幸和真情打动了领导,也许是李主席的请求起了作用,省纺管局的领导就额外批了一个招工指标给了三厂,我才以照顾困难职工的名义被招进了郑州国棉三厂。当我被批准进厂后,我母子俩激动的给领导连声说:“谢谢、谢谢”,并跪下磕头致谢,这个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表示进厂后一定好好工作,来报答厂领导对我们家的关怀和照顾。这时距我父亲去世才十天左右的时间。过了两天,厂里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办进厂手续。我到十六中找班主任康老师拿初中毕业证书,我告诉了康老师我的想法和无法继续上学的无奈,康老师也没有办法再让我继续上学。命运就是这样,父亲的突然病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只好随着命运而去了。道别了康老师、告别了我心爱的学校,我就踏上了从工之路。
    大概在1964年的6月12号左右,我参加了郑州国棉三厂劳资科组织的进厂招工体检。十六、七岁的青年小伙,身体不会有什么毛病,我就很顺利的通过了招工体检关。接着先参加进厂培训,什么三厂的光荣传统,国营大厂的优势所在。领导先领着我们集体参观了三厂的生产车间,在我的眼里,三厂车间宽敞明亮,整齐的纺织机一排排望不到边,头戴白帽的纺织女工在机器弄堂中穿梭,犹如在海洋中畅游,如鱼得水,十分壮观和美妙,我想今后就要在这样的现代化工厂里奉献我的一生,我感到十分的自豪。
    参加培训一个星期后,就按部就班的分配到各个车间了。由于我母亲在准备车间工作的原因吧,也可能是我母亲向领导要求的吧,我就被分配在准备车间工作。到车间工作我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因为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在工作上决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刚分到车间,没有马上让我们去生产岗位上工作。当时有两、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新工同我一起先在准备车间长日班木工组参加劳动,先上长日班,我们就在木工组跟着郁师傅、管师傅在干些杂活。我们问两个师傅,车间为什么不叫我们到轮班工作,师傅们说:“你们刚来,年纪又小,下轮班干活会吃不消,先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先适应、适应再说。”我们就在木工组待下来了。当时在木工组的新工有周建华、李志伟和我三个人,不知领导如何考虑,我们不得而知,在木工组一待就有十几天的功夫。
    当时我们新工进厂工资为21元,我进厂后每个月的工资都全部交给了母亲以供全家生活之用。当时生活水平低下,物价比较低,猪肉每斤8角4分、鸡蛋1毛钱能买两、三个,但比五十年代要贵的多了。在1956年时鸡蛋1毛钱能买五、六个呢,都怪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东西都贵上去了。我上班后每天还是在家里住,帮助母亲操持家务,什么打扫卫生、做饭什么的。大妹、小妹、小弟继续在学校上学。1964年后生活好转了,供应的副食品也比较丰富了,自由市场上什么都能买到,价格也不是太贵。虽然我父亲离开了我们,生活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微薄的工资收入,我母亲每月有57元钱,有几块钱的奖金,大概每月有60元左右,加上我的21元(没有奖金),全部工资收入在80元左右,养活一家五口人还算可以。我参加工作后,我母亲的担心也就放下来了,每天上班、做饭、生活渐渐地正常起来了。我进厂后还是在家里住,弟弟妹妹们也慢慢长大了,但只有一间房子,也没有办法,只好在这个17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反正家家户户都是这样,谁家也不说谁,日子过得虽苦、虽穷、但心里坦荡。
    有一天,我们几个刚进厂的小男孩被叫到车间办公室,主任(分管人事安排的领导)问了我们的情况,讲了车间的工作环境,要分配我们下轮班工作,当时我们也很高兴,终于可以和其它进厂的新工一起在轮班工作了。轮班工作必须跟着早、中、晚、三班倒,我被分配在丙班络经一组跟着一位叫范广献的师傅派纱、倒纱,那时候我们年轻,浑身有的是劲,掂着大纱筐、大纱包往挡车工的纱筐里倒纱。当时的1964年,络经挡车工接头全靠手工,手工插纱、手工勾刀、纱剪接头,人在机器走廊里来回的走动,一刻也不能休息的,人只要一停下来,机器上的纱锭就会空转没有产量。下班时挡车工做的筒子要全部过磅的,每个人都是有产量计划的,完不成就会扣工资的。我们刚下轮班,一切都很新鲜,挡车工的老师们都是女同志,她们也很喜欢我们这一批才进厂的小同志。因为,当时厂里也是好多年没有招新工了,大部份是1956年、1958年以前进三厂的老职工,全国各地来的,本地的有一部分土地被占户进厂的,所以1964年一年进了三批(1964年3月一批、6月一批、12月又一批),为三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车间的各位领导、各级党、团组织非常重视我们,经常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活跃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当时准备车间的主任是朱昌球主任,有一个管机械和人事的副主任叫潘本昌。朱昌球主任现在已经80多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很好,我们现在有时见面时,他还能讲起我们当时刚进厂时的情景,我们也很怀念逝去的岁月。
    潘副主任对我们非常亲切,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但也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在我参军即将复原时,我爱人给我来信讲:你们车间的潘主任死了,我当时也难过了好几天。车间党、工、团的主要领导都姓王,党支部书记叫王易民、副书记叫王世林、工会主席叫王淑华、团总支书记叫王兰香。当时领导们见我们这一批有文化的小青年进厂非常高兴,分别组织了什么欢迎会、座谈会……,来迎接我们的到来。王兰香团总支书记听说我是共青团员,在学校是个骨干,她就对我讲:过一段时间交给你一项任务,小伙子好好干吧,你们是大有前途的!
    我就在准备车间丙班络经一组扎下根来,做派纱工作,跟着师傅干,一学就会,只要有力气和技巧,派纱工也能干好的。我一个星期后,自己就能顶岗、顶车位干了,络经一组共有八台车,我管四台,另外一青工管四台,拉纱、推车、抬纱包,一个班忙个不停。车间里比较热,我每天干的总是浑身冒汗,学师傅那样,脖子里围个白毛巾,有汗就擦,空闲下来在空调的通风口凉快一下,感到工作对我来讲是非常适宜和高兴的。挡车工的纱箱倒满了,空筒包还没有满的时候,我就开始帮挡车工干活了。只要我有空就帮她们插纱,帮了一个又一个,我总感到不累,挡车工老师们对我这个小青年十分喜欢,总是“小李长、小李短”的叫我帮她们倒水、打饭,没有几个月,我就俨然成了络经一组谁也离不开的“小大人”了。后来我在挡车工老师们的教练下学会了挡车接头,我一个人就可以挡十几个锭子的车了,有时挡车工上厕所也让我替她们。后来就有人提意见了,说我帮人不全面,有的帮、有的不帮,我听了心里也很生气,心想:我不休息帮你们干活还有意见,还不如我自己的活干完休息休息,省得你们提意见。我有两天就是谁也不帮,活干完我就休息,撑了两天,挡车工熬不住了,还“小李、小李”的叫我帮她们,我没有办法就又恢复了帮挡车工干活,但我尽量做到谁都帮,省得她们有意见。这样干到1964年底,我就被车间评为五好工人,还领了奖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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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3 19:10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派纱工和收筒子工都是辅助工,属于辅助工小组,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学习,什么班头会,每天早来半个小时开会、学习后进车间工作,下班后车间各部门经常组织学习,了解国内外形势,学习当前的政治、经济政策,大讲三厂的光荣传统。总之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工人们的思想觉悟都比较高,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都比较好。人们闲下来谈得话题也是有益的话题,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比较统一、比较大公无私,不像现在的人,思想复杂,什么想法都有。
    我在丙班络经一组只干了八个月,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我母亲的要求,把我从丙班调到了乙班工作,在乙班我有幸结识了我的好朋友李大柱同志。他是1965年2月份进厂的,在乙班络经二组任派纱工。络经二组生产的产品是拈线下来的大纱管,它是装在硬壳小箱里的,上一道工序一整车推来,大概有四、五箱,然后有李大柱他们派纱工把它们派给车位上的挡车工。挡车工当时也没有车子坐,纱箱放在作业小车上,人站着推车挡车,手工纱剪接头,劳动强度很大。李大柱同志是一个老实肯干的人,他自进厂后,年年得到车间和厂领导的表扬,年年评为五好工人和先进生产者。当时他身体健壮,有使不完的劲,为挡车工服务那是没得说的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他积极要求进步,每年都写入党申请书,(我也是每年都写)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当时党组织要求十分严格,对我们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光强调在革命实践中要加强锻炼,好好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党的知识,所以党的大门在文化大革命前,始终没有为我们打开过。
    我调到乙班后,与我母亲一个班上下班,生活上也好互相照顾些,1965年以后,我家的生活就正常起来了。由于一间房住着,我和母亲同上夜班时,母亲上午不睡,她让我睡,她上街买菜、开炉子做中午饭。弟弟、妹妹们放学回来要吃中饭的,吃过中饭,弟妹们上学去了,我母亲才能睡上两、三个钟头,每天都是如此,所以那几年我母亲的身体非常瘦弱,还患上了气管炎的毛病,每逢冬天犯病都比较严重。也没有怎么去医院看,总是去卫生所开点药吃吃就行了,一直为这个破粹的家辛勤地操劳着。我有时帮母亲干些活,我母亲总是讲,现在你工作了,同我一起挑起这个家,我也十分不忍心,只有让你好好休息、养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她总是这样一个人顶着、撑着这个家。
    我调到乙班络经一组没有干多长时间,车间领导给浆纱工序每个班配了一名帮车工(也就是浆纱间的运轴工),领导看上了我们在络经工段干活的三个小青年,我和周建华、还有一个小殷,我们大概在1965年4月份左右就被调到了浆纱工段做起了浆纱辅助工的工作。
    我在丙班浆纱工序工作,领导又把我调回了丙班,丙班的生产组长是王师傅、上海人,1956年调来厂里的上海老浆纱工段的技术骨干。丙班的师傅们技术水平都很高,挡车技术一个赛一个,王柏林师傅是上海调来的老师傅,当时他的工资都拿到70多元,有十几元的上海保留工资呢!还有杨留根、樊天增、马振兴、李云龙……等师傅。他们都是三厂开厂时的技术骨干,有他们挡车,我们小子辈只有好好为师傅们服务的份,哪有你上车的份呀!
    我就整天在浆纱工段干些杂活,运空轴、扫地、洗绒布等,有空闲下来的时间才能站在各位师傅的车旁留心他们的操作,偷偷地学一些点滴的浆纱挡车工的手艺。我们在车间干活比较自由、满浆纱跑,有杂活就干,我是一个勤快的人,干活快而好,很引得浆纱师傅们的称赞,我只要一有空就喜欢在师傅们的车前车后看看、学学他们的操作手艺。杨留根师傅当时挡3号车,李云龙师傅挡2号车,我最喜欢在他俩人的车前站,有时帮他们上了机(其它挡车工我也去帮的,只不过在他俩车上的时间稍微长了些),也让我偷偷地学会了不少浆纱后车(老浆纱机)挡车的技术。
过了有小半年的时间,我母亲还是向领导要求要把我调到乙班浆纱工段,我们领导也了解我家的困难,我就调换到乙班浆纱工段工作了。乙班浆纱工段的师傅们对我也很关心,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哪工作都一样。
    到了乙班我发现班上的青年人非常的活跃,我和李大柱在一起非常高兴,团组织也很重视我们,组织我们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特别是在乙班浆纱有个刘昌纯师傅,当时他也就20多岁,经常领着我们去排演节目,到贾鲁河去游泳,我的游泳技术还是刘昌纯师傅教的呢!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常熟水乡,但由于我胆子小,从小听说河水会淹死人,就不敢游泳、不敢下水。到乙班后,青年人在一起活动,大家都去游泳,我为什么不游呢?当时李大柱游泳已经游的很棒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游泳。在刘昌纯师傅和李大柱等同伴的辅导下,我也能从贾鲁河的东面游到西面去了,虽然只有十几米宽,但河中间的水还是比较深的,我踩不到底。我们游泳的地点也就是现在的西流湖附近,当时还没有建西流湖呢,完全是自然生态的黄土丘下的一弯河道的清水。小河里有鱼、虾,游泳的水质也很清,一派大自然的美景,我们每次去游玩大部份都是走着去的,下夜班休息日,带点干粮,一玩一天,舒服极了。
    我们业余时间组织大合唱,参加车间、厂里组织的文娱活动,我这时也在乙班团支部担任了职务,为了工作的方便,配合在集体宿舍开展红色宿舍活动,团组织要求我住在宿舍里,好组织青工开展各项活动,我就在1965年的下半年住在乙班的集体宿舍里了。我们男工住在一层,二层、三层全是女青年。我当时先住在大房间里,大概有五、六个人住在一起,我们相处的很好,乙班的党支部书记王金良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家属是农村的,一个人不能要家属房。当时三厂的家属房相当的紧张,我们家原来六口人只住了一间17平方米的大房间,要住两间房是不可能的。那时厂里没有盖家属楼,还是建厂房时的家属区。1959年时,刘少奇主席来郑州,还提到三厂的楼房住不满,可以划拨给兄弟单位一些,当时就划给新建的六厂、四厂一部分楼房。三厂的家属楼在当时西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一句顺口溜这么说:“一厂的花园、三厂的楼、四厂的平房碰破头……。”就是讲,国棉一厂家属区很宽广,家属房均是两层楼建在花园里,原因是1954年一厂第一个先建好,工厂规模不大,也就是当时的5万纱锭,工人比三厂少一半,它占地大、家属区也大,显得很宽广。三厂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建设的,在全国有四个纺织厂是一样的,一个设计图纸建造的,有:北京国棉二厂、西北国棉二厂、石家庄国棉二厂、郑州国棉三厂。三厂的家属楼全是苏联洋楼的式样,一律是三层洋房,房顶有屋脊,红洋瓦、灰砖墙,一排排、十分壮观,谁见了都十分羡慕。按当时苏联专家的设计要求,一套房分为一间套、二间套、三间套,是分别按套居住的,由于工人多、家属多,厂里没有办法按套居住了,就把三间套的拆分成两家住、三家住了,我家就是住的三间套拆分的住房。四厂建的时候,不知是资金问题还是啥问题?家属房统统建成了一片片平房院,工人居住在平房院,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才改造建成楼房。
    住在集体宿舍,和广大的青工在一起,我也觉得十分开心,我吃饭还是回家吃,上夜班就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每个星期,我们团支部都开展各项文体活动,我是支部委员,团员们、青工们都积极要求进步、参加学习、踊跃参加各项活动,有时不让她们参加还不高兴呢!我记得1965年我们在集体宿舍开展红色宿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每个车间、每个轮班都在集体宿舍开展红色宿舍活动,专门腾出一间大宿舍房,建活动室兼阅览室,地板刷的锃亮,进活动室都要脱鞋进去。团支部具体组织实施,大家的兴趣很高,刷房的刷房、打扫卫生的打扫卫生,美化布置红色宿舍,我们主要是在刘昌纯师傅的指导下进行的。乙班团支部的红色宿舍之家搞得最好,受到了厂团委的表彰,青工们在活动室玩得很开心。当时青工的文体活动开展的活跃,大家都积极参加,心非常齐,思想都要求上进,在生产上大家都表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积极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向先进看齐。红色宿舍的活动一直开展到“文革”初期就被“文革”冲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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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4 12:45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我工作积极,团组织活动开展的好,在1965年底、1966年初被厂团委评为先进团员和准备车间乙班先进团支部,我也被厂党委任命为准备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当时各个车间都配备了团总支副书记,前纺车间是高光石、细纱车间是程传清、准备车间是我、布机车间是许桃英……,为下一步大力开展青工教育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为此我车间的党组织专门找我谈了话,我保证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努力工作,不给党组织丢脸。我从1965年起就积极要求进步,写了入党申请书,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党的组织。当时没有一个青工发展成为中共党员,但那时我们的上进心是很强的,从1965年起,我每年至少写两份入党申请书,表达了我要求入党的迫切愿望。
    我当上了准备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后,能经常参加车间党政工团、厂里党政工团的各种会议,了解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状况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近况。王兰香总支书记比较看重我,她教我做工作的方法,如何正确反映青工的意见和建议,如何充分发挥青工的积极性等,我学习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和方法。当时准备车间乃至全厂的政治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职工学习政治的积极性很高,大家一心为集体、为工厂兴旺而努力工作。正符合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经济工作的好转,职工的收入也略有增长,我们进厂青工的工资也长了几次,到1965年底,我的工资可以拿到每月28元,有时月评有3~5元的奖金,生活也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我人虽然住在集体宿舍,但经常回家帮母亲操持家务,打扫卫生、买煤等。说起买煤做饭,当时家家烧得是煤灶,要买面煤和煤土,自己活煤做成煤饼,才能生火加煤饼做饭,有的家就烧煤场打的小煤球,那比较贵,我们没有烧煤球。在小厨房里三家砌三个煤灶,基本上没有人下脚的地方了,做饭各家都互相谦让,你家做好了我做,一切做饭的准备工作都在自家的房间里进行。过了许多年大家关系相处很好,但有的家也有和邻居闹矛盾的,工会组织出面调解也就相安无事了。那时就这个条件,谁家也宽敞不了,也就养成邻里之间相互谦让的好风气。带之而来的是社会风气很好,虽然没有做到夜不闭户吧,但大白天我们家和邻居家的门是从来不关的,小孩可以在各家相互串门、一同学习做作业、一同玩耍。谁家做了好吃的东西,就会给邻居相互送上一碗,大家也其乐无穷。如果谁家有困难、有病人了,全楼的邻居大家都相互帮忙,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大家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社会主义好风尚。我大妹妹是个残疾人,上下楼要柱拐杖,楼上的小同学们都帮助她下楼,送她去三厂小学上学,我们总是在心里充满了感激。我们家对门的伯伯叫曹彦香,阿姨是江苏海门人,老俩口只有一个女儿叫曹莹玉,他们对我们家很好,我们小时候经常在她家玩,姐姐长、姐姐短的叫,可亲热了。旁边的邻居叫熊聪明,是湖南长沙人,她爱人是当时炮校(现在的解放军防空兵指挥学院)的大军官,当时部队挂军衔时他就是两道四个星大校级别,他们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湖南人爱吃辣,每当他家做饭,我们小孩就被辣的关住门不敢出来。熊阿姨比较不会做家务,有什么事总是问我母亲,有时小孩的棉衣、棉裤还要让我母亲帮她做。我们三家就我们家孩子多,也从没有闹过矛盾,关系相处的很好。当时我最喜欢和对门的曹姐姐在一起学唱歌了,什么“洪湖水、浪打浪”,江姐电影插曲、地道战等许多电影插曲她都会唱,后来她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在上街区学校当老师。“文革”前夕,她家调整房搬走了,我们就很少来往了。
    我们在1966年以后,郑州市市民烧煤,虽然凭煤本供应,但面煤烧起来还是非常的麻烦,也很脏。当时市面上慢慢地有蜂窝煤供应了,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煤炉改造,开始用上非常方便的蜂窝煤了。每户经过对炉子进行改造,厨房做饭就干净多了,做饭也快了,省了不少做饭的时间,我当时真感谢发明蜂窝煤的人。做饭好做了,但买蜂窝煤成了难题了,当时就国营煤店供应,不像现在煤是敞开供应,夏天还好买些,一到冬天,我们小孩就要为家里买蜂窝煤而遭罪了。拿着煤本,头天晚上要去煤店排队开煤票,一排就排一夜,天呀!那个冷真有些受不了,有时排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开好票,再按秩序叫拉煤的工作人员送。到了“文革”期间一切全打乱了,我们还要自己去煤场打煤的地方,在传送带上自己装蜂窝煤,开票交完钱后,自己再拉回家。我们几个小孩就各拿块搓板什么的往三楼上搬煤,除了大妹妹美娟外,我们三个小孩都要搬。有时排队一天一夜才拉回100多块蜂窝煤,也烧不了多少天,还要去排队买。我当时最怕排队买煤了,有一年小妹美琴排了一夜,早上我去接班排队的时候,她手脚都冻坏了,小脸蛋冻得通红,见了我就大哭起来,我也心痛的不得了。我就说,不叫你晚上排队,你不听非要去,几个同学在一起觉得好玩,你不知道有多受罪?从此后,美琴晚上再没有去排队买蜂窝煤了。
到了“文革”后期,社会秩序慢慢恢复正常后,买蜂窝煤就不太紧张了,去煤店按定量开票有专人送上楼,一般在一星期左右就能把煤送上楼,或送到楼下自己搬上去。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别人家,自己拉面煤、拉煤土、和煤自己打蜂窝煤,我们当时还请人做了一套打蜂窝煤的工具呢!
    在1965年10月份左右,厂部为了加强对青工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各车间专门抽出一批青年骨干,大概有20多人、不到30人,参加一年一度的脱产军事培训,我有幸被选上参加。我当上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后,在生产岗位上属于半脱产,有开会、培训什么的就脱产出来,没有学习、培训任务就在岗位上工作,大部份青工的工作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那时候,我们没有按时回过宿舍,为什么?差不多每天要进行政治教育、开大会、开小会,碰头会是每天上班前半个小时都要参加。青工的活动大部份时间在晚饭后,一般早班下班的晚上大都组织开展活动,青工同志们都乐意参加,一般星期六的晚上,厂里在生活区锅炉房广场放露天电影,看电影的人是人山人海。
    我们这次参加的军事训练,脱产集中食宿一个月,由厂武装部具体负责实施,当时的武装部长是王信周。我们集中住宿在厂内职工食堂东面的一个小院子里,有一圈平房,正好当作我们集训的男、女宿舍,区武装部的领导同志作了开训讲话,我们就开始了严格的军训生活。每天六点起床,大家有半个小时的洗漱时间,在厂里食堂集体吃完早饭后,就在消防队的操场上开始了严格的整队、出操、正步、跑步的训练。我们当时参加训练的同志都是17、8岁的小伙子,政治素质也很高,都能严格的遵守军训纪律,武装部的领导也十分满意。我们当时背得步枪还是美国鬼子在朝鲜战场上用的卡宾枪,那枪小而轻、十分精致,我们军训背着它也很好看,也有子弹带。每个人夜里还要象部队一样站岗放哨,我们俨然像个小兵营,一切都按部队的规矩执行。我对参加军训集体生活很有体会,在小学五年级时参加的夏令营活动也是集体住、集体活动,但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有了军人的感觉,我在夜里站岗执勤时,背着枪在深思,我要真在部队为祖国站岗那才光荣和自豪呢!于是就梦想有一天我一定要真正参军,为保卫祖国而贡献我的青春,那才不虚度人生。
    在军事训练的休息时间,由于大家都是青年人,男女之间交流没有什么障碍,不管是哪个车间出来的,没用三天,大家相互之间就非常熟悉了,大家在一起交谈、玩耍、很是开心。在女同志里面有一个人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她大概有1.6米的个子,比较清瘦,两眼大大的特别有神,瓜子脸,总有笑容在脸上绽放,尤其是她那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在身后,走起路来左右不停摆动,十分引人注目。她讲起话来快而圆润,非常惹人喜欢,不少的男青年都喜欢和她一起聊天,三五成群,大家畅所欲言,很是痛快。我就十分注意她的举动,我悄悄地问布机车间的团总支副书记许桃英同志:“她是谁呀!是哪个班的?”许桃英就告诉我:“她叫崔淑琴,是我们布机甲班的摆梭工,是1964年3月份进厂的。”我听了后,默默地就把她铭记在心里。随着军事训练的不断深入,我们也已经参训了半个月了,我们同志之间就非常熟悉了,到了晚上互相交流的同志们就更加和谐和自然了,大家在一起就无话不谈了。我从此就非常愿意和布机车间几个人在一起玩,有事没事就往她们门口跑,看见崔淑琴出来洗衣服,我们就很高兴的在一起闲聊一会,后来我就每天想跟她在一起交谈。她的热情、单纯的性格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就是愿意和她交往,见了她我就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哪怕我帮她干一点活,我都感到十分的高兴,我但愿我们的军训时间长些,我们就能在一起愉快的交流。但当时绝对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我们都十分的单纯,总觉得我们俩人谈得来,不知对方当时的感觉如何?我也没有多问。
    军训的时间过得飞快,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大家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一起照了一张军训全副武装、背枪的集体照,我有意无意地排在了崔淑琴的后边,当时显得很自在。消防队的尹波排长和武装部的部长和干事孙军来老师同我们参加军训的同志一起照了合影像。直到现在我家还保留着两张合影照,大家都会奇怪的问,你怎么会有两张呢?因为后来崔淑琴同志真正成了我的爱人,合影照不就是有了两张了吗?我们参加民兵军训这一批二十几个人,后来真成就了两对姻缘,另一对是筒拈车间的张春枝和细纱车间的闫建国同志。真是军训结下幸福果,我们的根基牢固着呢!两家夫妻恩恩爱爱,一同走过了40多年。所以武装部是娘家,枪就是我们的媒人,我们直到现在还经常在一起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感到十分的快乐和幸福。民兵军训结束后,我们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了,由于我在民兵训练中实弹打靶成绩优秀,武装部就在我们这个参训人员中挑选了十名优秀射击手,组成了郑州国棉三厂职工射击队,参加了专业培训和比赛,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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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4 17:1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爱卡草草 于 2016-12-4 18:51 编辑
镜花悠雪 发表于 2016-12-3 18:04
文章很好, ...

是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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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4 20:03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的人生叙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客观地描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真实社会现状,作为生活在常熟的同龄人也经历了时代发展的变化。叙事写得流畅、简明。中老年人读后更能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能了解生活在那个年代前辈的辛劳和对社会的付出,激励奋发勇进。希望楼主在这个论坛继续发表《老爸的书,......》,小小的建议:文中有的谓称用常熟习惯的称呼(例如:爸爸的妈妈叫好婆,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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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4 20:44 |显示全部楼层
刚看了点,楼主开头序言的文字表达到是和作者一样,简普却不失细腻,看来是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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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4 22:33 来自于手机 |显示全部楼层
溜溜转 发表于 2016-12-4 20:03
作者的人生 ...

恕问,好婆是外婆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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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5 12:31 |显示全部楼层
    民兵训练结束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上班的上班,该学习就参加组织学习,那时候过节日,我们厂里大部份时间都不放假,加班抓革命,促生产。有的时候以班为单位组织小型文娱节目,在集体宿舍职工红色宿舍活动室演出,也吸引了不少的青年、团员参与和观看。我记得准备车间在刘昌纯老师的带领下,合唱队组织的最好,经常在厂部的汇报演出中获奖。在1965年郑州市组织的职工汇演中,我们车间的文娱演出队在省文化宫的露天剧场,还以车间为主组织了一台文娱节目的汇报演出,有话剧、歌舞、独唱、快板、三句半很是热闹,演出一个半小时。当时车间的所有青年同志都参加了各个节目的演出,当然我也不例外,在大合唱和话剧中都有我的参与。那时没有电视,晚上的娱乐活动就全靠看露天电影和职工汇演来打发时间。青年同志的参与积极性很高,业余生活也显得丰富多彩。
    我知道布机车间的崔淑琴在甲班南织大弄挡摆梭,我回到班上后就一改往日的习惯,原来上班是从筒拈车间进门的改到从布机车间进门到我车间上班,为什么?就是为了看一看甲班的崔淑琴。有时我走过她的身边,有事没事就打个招呼、凑上前趴在她耳朵边讲上两句话,我就觉得这一天很好过,心情就显得兴奋,干什么都有劲。如果下夜班她休息,一天我不见她就会象少了什么似的,当时也不知怎么啦,反正一天不见心里就很难受。拿现在的话来讲,这就是初恋的感觉吧?虽然我们已经熟悉了,光想两个人在一起谈谈话,感觉很说得来,当时还并未往谈朋友或谈恋爱的上面讲。我们谈话也从未涉及家庭及成员的情况,也许我们才十八岁,还没有到谈恋爱的阶段吧!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进厂有两年时间了,到了1966年的上半年,国内的形势也日趋好转,经济状况也大有好转,大家的思想高度的统一,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厂里职工的生产情绪也很高涨,政治学习无非就是读读报纸、了解国内外形势,有时听听报告,请人大讲“反修、防修”的报告。郑州市当时的变化也不太大,建设路修成了一条在郑州来讲也是一条比较宽的马路,汽车也比前几年多了,但绝对没有私人汽车,摩托车也就是邮局送电报的才骑,一般送信、送报纸邮递员还骑自行车,在1966年时我还没有自行车,我也不会骑自行车。
    我们家弟弟、妹妹也长大了,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学校学习,我母亲一个人要照顾一大家子,也真难为她了,每天她非常辛苦上夜班白天也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要做饭、洗衣服。我住集体宿舍后,家里的活就干的少了,有时免不了母亲埋怨两句,我就趁下夜班、下午早点回家帮母亲干些家务活。没有父亲的孩子是不幸的,我母亲中年丧夫也是她最大的不幸,她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也只能以坚强的毅力硬撑下去。日子过得不快、也很贫穷,我只有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母亲,开的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妈妈每个月都精打细算过日子,我们几个孩子也比较听话。有一天,楼下的小孩告诉我,我弟弟和老吴工长的孩子吵架,两个小孩打了起来,我知道后,在楼梯口等着我弟弟锦国,不由分说,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他大哭起来,讲,他和别人打架是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才动手的,我听了心里很后悔。我讲,哥哥以后再不打你了,你要记住,咱没有爸爸了,不要惹事让妈妈生气。弟弟也很听话,我扶起他,帮他擦干泪水,就上楼去写作业了。我们兄妹几个人也都十分听话,一般不让母亲生气,就这样我们相安无事过着平淡的日子。
    到了1966年5月份,国家的政治形势复杂起来了,当时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是历史的主流。大学校园首先从清华、北大传出不少流言,中央宣传部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做着文章。1964年的四清问题又被提起,“四清”与“四不清”缠在一起没法弄清,在中央也有不同的声音。当时毛泽东主席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在大学校园里大字报兴起时,于“5.16”之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论述,为“5.16”“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出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主席当时的主观用意是防止中国政权落入修正主义者之手,想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巩固政权,但形势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人民是发动起来了,但国家政权的正常秩序被彻底的打乱了,有大部份机构甚至瘫痪了,整个国家就乱起来了。
    到了1966年下半年,社会上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纺织厂还没有受到冲击,工人们还在按部就班正常生产,就是职工参加有组织的政治学习多了,参加游行集会的次数多了。在1966年11月份以后,就有不少大学生陆陆续续地来我们三厂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要与工人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12月份来厂学工的学生已形成了规模,大概有几百人。这时厂党委就召开专门会议,要组织专门的领导接待班子来组织接待好学生的学工劳动,能在和工人同志们的接触中接受再教育。
    当时就抽调部分干部和骨干组成接待站,专门负责青年学生的下厂学工活动。我被领导抽出专门负责接待学生的工作,当时有六、七个人,我忘记了谁是总负责人。我们在职工子弟小学专门腾出一个教学楼作为学生的接待住宿地点,男、女生分层居住,我们也被分为三班运转,24小时有专人为学生学工劳动提供生活服务。当时工作十分认真,已是冬天时分,我们为每一个宿舍支起了炉火,晚上炉火烧得很旺,教室很大但也不冷。女同学一般是女同志值班查房,我主要是负责男同学的宿舍。那时的大学生来工厂学工,也搞起了串联,开始在工人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厂在“文革初期”是比较稳定的,生产秩序一如既往没有受到干扰。学习“文革”的文件,我们也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真正体现在“既抓了革命、又不误生产”上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个别厂的工人(例如:六厂)就慢慢坐不住了,在学生的串联和鼓动下,也开始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了。由于毛主席在北京几次接见红卫兵影响很大,工厂一部分工人也就按耐不住了。大概在1967年初,各式的红卫兵组织在厂里风起云涌地建立起来了。三厂的红卫兵组织是由一少部分工人先组织起来的,一开始就建立了造反派组织,开始在工厂里进行大批判、大字报、大造反。广大的老工人及党团员、骨干是看不惯的,就在工厂里开始了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厂里贴的到处都是,至此“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在厂里开展起来。学生们见三厂也乱起来了,所谓的学工劳动就慢慢结束了,他们都去参加全国的大串联活动了,我们接待站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回到了各自的单位,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去了。
    “文革”运动在工厂开展起来后,生产就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我们车间凡是工作上不好好干的,不听话的职工都参加了造反派的行列,开展了所谓的脱产闹革命,把准备车间的正常生产秩序搞乱。今天大字报贴满车间,明天就拉着车间的党政工团主要领导开展所谓的“大批判、大揭发”。“造反派”们凡一旦形成气候,他们的胆子也就大了,厂党委书记岳朝杰、厂长张贺亭说拉出来批斗就批斗,更何况车间领导呢!由于当时在车间里的团组织活动基本停止了,我就回班上参加生产。好在三厂广大的老党员、老工人、骨干心向组织坚持生产,在1967年7月份以前,无论是参加游行、大批判均是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坚持不停产。“造反派”们不上班出现的空工作岗位均有党团员、老工人、骨干顶上,使工厂的生产正常运行。在那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会不断开展的情况下,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咱们绝大多数工人同志们坚信一条信念,生产是生命线,不生产就是对祖国最大的不忠。
    “文革”初期,毛主席的威望高涨到了顶点,毛主席语录天天学、天天背、上班请示、下班汇报,打个电话要先说一句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等类的话,才能在电话上讲事情。贴毛主席像、戴毛主席像章是当时的时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少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在车间里,我们在有创意的同志带领下,利用工厂的生产原料、社会上征集来的各种用品,制作大型的毛主席画像。有用各种颜色纱绣的大毛主席像;有用二砂的金刚砂喷砂的毛主席像。各班都开展了制作毛主席画像的比赛,我车间制作的毛主席画像还参加了市里的展览。在厂办公楼广场,用铸铁制作的巨型毛主席塑像威严慈祥,每天吸引着广大职工,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确实在那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最深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反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们没有退却,只有跟着毛主席的指示走,社会主义才不会改变颜色。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文革”的沉痛历史教训,它使我国倒退了几十年,经济形势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运动在不断地深入,三厂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国营企业,六七千职工也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绝大部分老职工、党团员、骨干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这样负责任的说:在1967年8月20日中央表态前,三厂的生产一直没有停,尽管生产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干扰,但广大职工真正落实了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我与其他同志一样,一直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生产,尽管我是个半脱产的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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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5 16:44 |显示全部楼层
    到了1966年下半年,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文革”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大字报、大串联、大辩论、大造反”等所谓的“四大”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串联的开展使的全国的铁路系统频频告急,火车上人满为患,处处挤满了各地串联的青年学生。我们是工人,是不能参加大串联活动的。当时车间管生产的几个主任大部分靠边站了,主要由党总支哈海棠同志主持着。我虽然是一个共青团的基层干部,但“造反派”的成员们并没有放过我。我记得在1966年的10月份,“造反派”有人在一天晚上,把我叫到厂里的地下室。我是第一次下厂里的地下室,当时心里感到一阵害怕,看到地下室的一间房间里,几个人阴森的脸,让我有一种恐惧感。王××、刘××、马××、范××四个人在场,一张桌子上插着一把刀子。我刚进屋,就有人对我讲:“你是青年人,在车间也是一个走资派的小头头,对车间走资派的行为,你不可能不知道,你要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站到毛主席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我发现他们对我这个青年人还算比较客气,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语言上有些强硬。我看了一下他们就说:“我当团总支书记的时间不长,基本上不参加车间中层会议,他们开会研究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好揭发的。”我正说着就有人不高兴了,拍着桌子大叫了起来:“你不要嘴硬,我们知道你也是和他们(指车间走资派)一伙的,今天不交待,你别想走出这个门。”我当时听了,先是一惊,后来想不能让他们把我禁闭在这里。我就对他们说:“我可以揭发,你们让我回去写份揭发材料交给你们好了,我现在脑子很乱,想不起来。”他们听了我的讲话,几个人暗暗对了下眼光,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也行,回去后三天内交一份揭发材料给我们,若在限定的时间内交不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我讲:“好,我三天内交给你们。”我就被他们放出来了。那一阵各车间的骨干、领导基本上都被提审了一遍,有不少人还挨了他们的打呢!后来我也确实写了一份揭发材料交给了“造反派”,也确实在“造反派”组织的所谓批斗大会上进行了揭发批斗发言,我也伤害了部分好人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当时车间的团总支书记王兰香同志,我在发言中说了中伤她的言语,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太对不起她了,在此,我再一次地向王兰香书记道歉。我在“文革”中由于年轻,认识不深,为了保住自己不受批判和冲击,也违心的做了伤害别人的事,写了一些批判的大字报,在批斗会上说了不该说的话,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回想后来王兰香书记对我的态度,我感到真的得罪了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向纵深发展,直到1969年3月份,我毅然离开单位去参军,也没有向王兰香书记道歉。在今天回想起来,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王兰香书记,您现在可安好?李锦权,您这个不懂事的小男孩向您赔罪了!求得您的原谅。后来听同事讲,王兰香书记调出了三厂,不知调往何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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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6 13:45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运动进一步火热,“造反派”的势力不可低估。当时的“造反派”也就是现在理解的持不同政见的激进派,他们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经。它给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最终被“四人帮”利用。广大党员、团员青年、老职工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中国向何处去,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全国乱了,公、检、法瘫痪了,军队大专院校也开展“文革”运动了。广大普通公民为国家担忧,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命运深深担忧。全国大乱,派别对立,生产秩序彻底打乱,人性也因派别的对立而发生扭曲。在这个时候,河南省会众多工业产业工人,经过多次协商,组织成立了“河南省职工造反兵团”(简称“省工总”),国棉三厂的大部分职工都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了。三厂为“东方红”兵团,属于“省工总”的骨干组织。三厂大约有四五千职工参加了“东方红”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形成了对立的局面。从此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大辩论,夺权、反夺权,以文斗、反武斗,直至发展到用武斗制止武斗,局面变的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东方红”组织除了每天坚持生产外,大部份业余时间参加游行、辩论、大造声势,所谓的“造反派”成员大部分去脱产闹革命了,他们空缺下来的生产工作岗位全部由我们“东方红”组织的职工顶上,生产不能停,但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随着运动的白热化,武斗也发生了,我们“东方红”组织也组织了专门制止武斗的组织“四野兵团”,大部分由青壮年职工担任,大约有二、三百人左右,以应对“造反派”的突击。我当时也参加了“四野兵团”,参加了郑州市的几次大型武斗。参加了围攻河南日报社、二七广场游行武斗、围攻六厂武斗、5.30三厂招待所围攻武斗等。两派武斗激烈惨重,死伤无数,“东方红”组织在被迫应战中,有多名职工被捉,失踪致死,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们“省工总”也跟着舆论宣传,我还参加了一次由“省工总”组织的几十人进北京搞宣传,广散宣传品材料的活动,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那是在1967年的6月份左右,我们统一组织,由铁路系统组织集体上火车,一路上我们身背宣传材料,顺利进京搞宣传活动,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北京城。我们住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每天的任务就是散发“河南文革”真象的材料。原因是“造反派”在北京造舆论在先,我们要消除影响。我到北京后,发现大街上车水马龙,生活秩序比我们郑州正常,建筑物上没有武斗工事,游行示威的队伍也仅限在城郊和背街小巷,贴大字报有专门区域和“西单墙”等地方,大街上是比较干净整洁的。我们分别在学校、工厂散发宣传品材料。有一天,我单独去人民大学散发宣传单,几个学生看了我的材料后,连声说:是“老保”的材料,没收。我看形势不妙,凭着当时年轻,拔腿就跑,没有让学生捉到我。
    我这第一次进北京,感触很深。为什么北京没有武斗工事,郑州到处是武斗工事,北京讲文斗,我们却在搞武斗,它符合中央“文革”的精神吗?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进京搞宣传,我也意外有了不少收获。我们住在“文革”接待站,吃不要钱的饭菜,白天我们还游览了不少北京的名胜,去了北海等地方。特别在六月底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住了),我们在长安街大道北侧,亲眼目睹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乘敞篷车,隆重迎接非洲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仪式,让我激动万分。当我见到周总理乘坐的敞篷汽车在大道上驶过时,我见周总理招手向围观的群众频频招手示意。他与卡翁达总统站在一起,一白一黑,彰显出周总理伟人的风范。我久久仰望着周总理远去的车队,心潮澎湃,更加深了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当时,我们离周总理的车队也就只有十几米远,对周总理的容貌看的非常的清楚,这真是我一生的荣耀和自豪。
    社会的动荡搅得我们日夜不宁,青年人的抱负和希望一下子化为泡影,我们每天生活在困惑之中,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人随着形势所改变,我变得性格倔强了、冷漠了,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无所谓了。在那动荡的1967年,太多的人经历了历史的磨难和无奈,人人都感到自危,不知祖国的命运将如何?我们是小人物,只有担忧的命。
    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还要生存,我们每天按时上班,操不完喧闹的派别之争,静下心来倒给我们腾出时间来认真考虑个人的感情问题。人到了20岁,青年男女总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往个人的感情生活方面想。我与淑琴在1965年相识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虽然不在一个车间,但上班交接班时总能见个面,两人相互打个招呼,有时在她耳边讲上一、两句话,我们就感到心中十分快乐。虽然我们当时没有挑明恋爱关系,但相互之间的爱慕之心一直埋藏在我俩的心底。有时我们俩在休息日也去约会,大多数情况是我去淑琴的布机甲班集体宿舍去找她,相互之间谈谈工作、学习和杂事。我这个人的感情比较专一,我看上了淑琴这个姑娘后,就立下誓言,我今生就只交淑琴这样一个女朋友,我立志我的一生将永远和她在一起。
时间可以检验一切,我们俩的恋爱生活也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风雨考验,由相识、相恋、相爱到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们确实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这将证明我们的爱情是始终不渝的,是牢不可破的。
    六十年代的青年,我们交朋友、谈恋爱,一般不谈及物质的多寡,只要家庭出身好、思想融洽、理想一致、性格投入就行。家庭条件的优劣、工资的收入,个人的长相看的并不重要。因为当时各家的情况都好不到哪里去,人们追求的主要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倒退到第二位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个青年的进步,能引来无数异性的赞扬,而最能得到异性的爱慕。社会就是这样的,大环境决定了一个青年世界观的形成,也成就了大多数青年恋爱观的高度的统一性。好了,理论的东西我们不谈,还是继续讲述六十年代后几年我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文革”的动荡,直接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三厂的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在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下,保证了生产不停。有的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郑州国棉六厂当时闹得很凶,生产时开、时停,最后有一段时间都完全停产了。
    武斗场面越来越升级,在厂房上、招待所楼顶上、家属楼顶上到处是武斗工事和据点,一队队的武斗勇士们头戴柳条帽、手拿长矛、大刀、打梭棒上街游行示威,两派相遇打斗激烈、残酷,不少无辜的工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当时也参加了郑州市几场比较大的武斗,我当时称之谓是现代条件下的古代战争,不少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面见整日的拼斗,社会乱成这个样子,什么时间才是个头呢!我失望、困惑,心情一下子就陷入了低谷,一直振奋不起来。三厂“东方红”组织势力大,整个生产区全部由“东方红”组织占据,办公楼三楼全部封闭起来做了总部的办公场所。二楼、一楼大走廊上的暖气管全部拆下做成了铁杆尖头的红缨枪,“四野兵团”成员人手一杆,当时也显得很威武,不少青年还觉得头戴柳条帽、臂戴红袖章、手拿铁杆红缨枪非常好玩。到后来时局恶化,武斗越来越频繁,“四野兵团”的成员就集体住宿了。
    在“省工总”力量强大时,我们参与了攻陷“二七公社”造反派组织,六厂四层楼据点的战斗,三厂招待所“二七公社”据点的战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破坏,不少职工被打致死、致伤,两派对立真是你死我话的较量。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7年8月20日“中央文革”表态,“河南十大总部是保守派组织”,两派才偃旗息鼓。武斗场面才宣告结束,成就了“造反派”一派天下的非常局面。纵观历史教训,“文革”所带来的破坏是灾难性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作为一个单位来讲,它所受到的伤害,三十年也补不回来,人心的涣散和对立、无谓的受伤和死亡,更加深了我对“文革”的认识,十年的灾害使中国前进的步伐倒退了数十年。
    1967年8月20日后,“造反派”一派掌权,我们仍在车间默默地工作着,党团组织、工会组织均没有恢复,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大部分的职工都返回生产岗位上去了,一切由“革命委员会”组织工厂的日常生产。我们过去领导的骨干“红人”均靠边站了,情绪十分的低落,上班前、中、后坚持向毛主席三请示、三汇报。车间当时有朱昌球主任抓生产,哈海棠同志是车间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造反派的头头,生活有韩××抓。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开会,搞得人心涣散,一点没有了上进心。我作为一个有志的年轻人,我的理想在哪里?我的出路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我和崔淑琴的朋友关系一直相处的不错,下班后,有时我们一起到省工人文化宫看电影、交谈,因为我们都住在厂集体宿舍,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更深刻的了解了崔淑琴的内心世界,她活泼、单纯、大方、美丽,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在背后左右摇摆,显得十分楚楚动人。我们当时的穿着十分朴素,不刻意打扮(当时也不兴那一套)。接触的时间长了,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感情的升华,我们有一天在集体宿舍的花园里,两双眼睛凝望着天空。当时造反派抢了大石桥的部队军械库,拿着各种军用枪支,在夜空中兴奋地到处开枪扫射,流光弹一道道划过天空,枪声大作,犹如过年放鞭炮一样。我们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我第一次把淑琴紧紧地楼在怀里,我们都感到对方的心在激烈跳动,内心都感到了无比的幸福。
    我和淑琴的恋爱关系确立后,我就给我母亲讲了我们的事情,我母亲当时就有些不愉快,一说是北方人就更显的不满意了,但也没有立即制止我们恋爱关系的发展。我们在休息日,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淑琴去郊外踏青,望着绿油油麦田,我们的心情就变得好了起来。
    说起骑自行车,在当时还真有一段小小的故事呢!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我们厂搞了一个“破四旧”的展览,不少职工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用品都被征集参加了展览。我姥姥集几十年的心血,大概有一市两多的黄金、36块银元,我当时积极地也拿到厂里参加了“破四旧”的展览,展览三个月结束,物品归还个人。当时大家都知道了我家有金子和银元,我怕落下闲话,和母亲硬缠软磨,到银行里卖了,变现了钱,一市两多黄金大概卖了120元左右,36块银元(有龙洋、大头、小头)卖了36元钱,一共变现了150多元钱,我就拿这钱,又添上20多元钱、20多张工业券,就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当时我还不会骑,是用买来的新自行车学会骑的。
    到了1968年初春,工厂开始招兵了,我很高兴,我非常想报名参军去,但遭到了母亲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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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6 14:20 |显示全部楼层
    报名参军是我青年时期的宿愿,我非常想到部队为保卫祖国而贡献我的青春。但我把这个想法给母亲讲了后,母亲是一万个不同意。我还讲了,我在工厂原来是个团员骨干,现在被弄的灰溜溜的,一点上进的劲都没有了,现在“造反派”掌权,没有我的好日子过,什么入党、提干,统统与我无关,难道我的青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渡过吗?我一连几天耐心的做我母亲的说服工作。我母亲最后哭着对我讲,我知道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但你父亲44岁去世,我带着你们几个孩子也不容易,虽然你很听话,不上学帮我,我现在确实离不开你呀!停停再说吧。我见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我也没了主意。招兵报名时间短,也就很快过去了,所以1968年春季招兵我没走成,我感到十分惋惜,但这已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我是一个非常要强、上进的青年,在上初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进厂后我积极要求进步,从1965年起我就开始郑重地向党组织表决心、写书面入党申请书,积极在工作实践中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和愿望。我在情绪最最低落时也没有放弃我终生的追求。
    到了“文革”后期,我见在工厂入党无望,就萌发了到部队锻炼入党的强烈愿望,但现在母亲不同意我也就暂时只好作罢,等机会吧!但我的年龄不容我等,在1968年时我已经21周岁了,部队还要大龄青年吗入伍吗?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我们家在绿化街17号三楼上住,三楼上大部份都是南方人,有上海的、苏州的、无锡的,大家的邻里关系相处的都非常好,有什么事大家都相互帮忙。家里只要有人,房间门是不关的,有事情大家串门来的十分方便。在1968年的上半年,我好几次回家发现(平时我住集体宿舍)母亲经常往楼梯口的老四伯伯家中跑,有时讲起话来还忘了做中午饭。我还得做饭,弟弟、妹妹还要放学回家吃饭,当时各家都烧蜂窝煤,没有两个半小时做不好饭菜。
    我就感到我母亲的神情有些异样,不知道他们大人们在商量什么事情,我们当小辈的也不好多问,这样大概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离我父亲去世已有四年的时间了。有一天,我母亲把我叫到跟前说:你老四伯伯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是郑州粮食机械厂也是做理发工作的,人很好,有两个男孩,不知道你们几个态度如何?我今天先来征求一下你老大的意见。我听了后,沉思了半天说:你要找,我们也没有办法拦住,不知道您的真实想法是啥?是想丢下我们四个孩子不管了?我母亲马上说:不会的,我们还在三厂住,我可以两头跑。我听后也没有怎么表态,等于是默默地同意了母亲的再嫁,这是个在当时让人十分不理解的举措。现在回想起母亲的再嫁,的确是给了母亲心一个最大的安慰,尽管当时有不少人不理解,包括我们四个子女。但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与母亲发生不让走这一步的冲突,而是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也就在主观上维持了这个家庭的和谐。当时我作为老大,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所以母亲对我们的表现也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我们心中十分不快,也没有把母亲再嫁的事情告知我好亲婆,虽然美琴的抵触情绪有些大,但我在做好她的工作方面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大概在8月份的一天,我妈走了,去粮机厂结婚了,我们四个孩子都哭了,也没有心思做饭吃了。楼上的叔叔、阿姨也很同情我们。这时美琴一抹泪水说:哭啥哭,我们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大不了,我下乡去。我说:好了,我们今天不做饭了,到食堂去吃饭吧!我们兄妹四人在食堂围着一张饭桌吃饭,让人看了犹如没有了娘的孩子,心里好酸啊!
    后来我们回常熟看望好亲婆时,好亲婆还怨我没有写信把母亲再嫁的事情告诉她。如果好亲婆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又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还是尊重我母亲的意愿吧!我可怜的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一个人也是太苦了,不走这一步,也许家庭没有以后近三十年的和谐和平稳。
    1968年,“文革”在继续,“造反派”掌权,我们被他们约束在车间里进行“抓革命,促生产”,我原来是车间团总支的书记,8月20日以后,就不让我在浆纱车间待了,他们就把我发配到穿筘工序、北穿小组干推盘头的工作。我身体不十分健壮,抬盘头是个重体力活,干这活得有力气还得加巧劲,我干了不到俩礼拜,就能独立顶岗位工作了。我所在的北穿乙班小组是“文革”前,郑州市先进的“刘胡兰小组”,老工人的政治素质很高,工作起来人人都能超额完成个人的生产计划。有人不理解,问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干劲,她们总是讲:人家刘胡兰死都不怕,我们多干点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给他们(指造反派)干的,我们是给国家和人民干的。我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默默地锻炼着自己的意志,我也就融入了这个先进大家庭的行列。
    当时小组的生产能手王长云、朱惠玲等都是我敬重的人。我工作主动,从不耽误她们的生产计划,上轴质量越来越好,加上我母亲在穿筘工序乙班南穿小组当生产组长,她们对我非常好,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吃饭时无话不谈。我渐渐地爱上了这项辅助工的工作,工资每月大约开38元钱,有时有几块钱奖金。
    我与淑琴的恋爱过程经历了长达八年时间的考验,在这八年中,我们有欢乐,也有失落,我们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暂时分别的痛苦。反正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什么经历都尝到了。我下面就谈谈我们俩恋爱过程中的复杂经历吧!
    前面我也谈到了我母亲对我与淑琴谈恋爱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为什么呢?第一是淑琴是个北方人,我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不同,今后会过不好。第二是我们在车间里工作的地方相距很近,甲班和乙班是上下班交接班关系,我母亲担任生产组长,经常去布机处理坏活,与布机的挡车工非常熟悉。淑琴的一举一动都有人说给我母亲听,我母亲耳朵根软,听不得半句闲话,所以就经常在我面前说淑琴如何、如何厉害,一句话就是不让我和淑琴好下去。当时我母亲最主要的意见是北方人的问题,我就耐心的给她做思想工作,南方人、北方人这并不重要,主要是人好就行。我讲:我们现在外迁在郑州市,今后不可能还返回常熟了,我们就在这里扎根了,我认为我们俩很合得来,请求母亲的同意。当时母亲在听了别人的闲话后(说淑琴太厉害),更加反对我和淑琴的来往。我们在1968年时,确实经历了一次恋爱的严峻考验,我们还有一次中止恋爱关系的经历呢!我在母亲的坚决反对下,当时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我想不能让母亲整天为我交朋友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心中产生了与淑琴暂不来往的想法。一天我上早班,淑琴值夜班,我在接班时往淑琴的摆梭车上放了一张我事先写好的纸条,内容大概就是因母亲不同意,我们不交朋友了吧!我放了纸条后,头也不回一直往车间走去。当时淑琴不知是什么反映,在后来我们恢复接触后,淑琴有些激动的说:“当时我拿到纸条后一看都傻了,不知道干什么了,梭库也空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下的班,我回到宿舍倒头就哭,一天也没有吃饭,我的心都快碎了。”
    我与淑琴暂时中断朋友关系后,大概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上班整天无精打采,工作也提不上劲来。小组的同志见我这样也十分关心我,大概她们在了解了我与淑琴的现状后,主动来做我们的工作。我记得当时王长云同志就对我说:崔淑琴这个姑娘好极了,听布机的人讲,她还非常想念你,你与她还是和好吧!你母亲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作,你不和崔淑琴谈,我们都感到十分惋惜。在同志们、老师们的说合下,我们又重新恢复了朋友关系,我向淑琴表达了我的歉意之情,她也原谅了我的幼稚举动。我们的恋爱感情经过了这一场风波后,就变得更加牢固了。后来母亲见我们又和好了,也没有办法,原则上也就同意了我们继续交往。
    我与淑琴是在武装训练中自己认识的,自由恋爱上的,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谈到今后的打算,但老人们有她们的一套老理,必须请一个人来当说媒的。我母亲就请了当时我们准备车间的党总支副书记哈海棠同志做了我们的红娘。她找到淑琴,把我家的情况讲给她听,又说我母亲如何难、家里也穷,不知姑娘你的真实想法?当时淑琴就只说了:我也不是嫌他家穷,我是看锦权这个人老实、心好。后来我们的恋爱关系也就明确的固定下来了。
    整个1968年,我一直沉默无言,工作打不起精神来,“造反派”把持着领导权,在所谓的“革委会”领导下,广大的党团员、骨干、老职工都受到排挤,我被排挤的快喘不过气来了。加上有一天我和淑琴到省文化宫散步,在近黄昏时刚走到三厂大门口的建设路上,突然遇到不知什么人对我大打出手,把我踢翻在地,用拳头猛捶我,当时差一点把我打残了。淑琴就在旁边见这情景大呼:有人打人了,快来救命呀!不到一分钟,打人者迅速离去,我忍住痛从地上爬起来,也没有看清打我的人,这时天有些擦黑了。我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想很可能是派性的缘故,他们在暗地里打人、害人,我们没惹他们什么呀,真倒霉!白白挨了一顿打,直到现在回忆起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的不快,也没有找到打我的人。当时治安形势十分不好,公、检、法被砸烂了,成了一些人为非作歹的独霸天下。
    虽然我们的恋爱关系越来越亲密,但我母亲对我的态度不温不火,脸上总露出不悦的表情,我在郑州和家里真是待不下去了,我要出走。我把我的想法给淑琴讲后,她也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和无奈,也就讲:不行明年招兵时,你还是去参军吧!走几年回来可能会好一些的。我问淑琴:我走了你怎么办?她讲:我们女同志好说,就在厂里干活,他们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何况你出去几年,母亲的态度很可能会好一些。我就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决心要参军,换一个崭新的环境来改变我今后的人生。我母亲再婚后,我们子女与母亲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母亲在口头上也不反对我和淑琴的交往了,但我在心里头总感到家里来了个陌生人,非常不习惯,我与母亲的感情就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虽然继父对我们几个孩子倒也没有什么欺生的表现,但我们就是感到不习惯,不想看到他。我家因只有一间房,他也没有办法在我家住,一般我母亲休息时去粮机厂家属楼,他有一间半房子,有两个男孩子跟他一起生活。
    厂里的生产是恢复了,职工们听党的话,真正“抓革命,促生产”,1968年12月份,厂里招工又进来一批新工人,大部份是“复课闹革命”后毕业的学生。有上街区分配来的技校毕业生,四年了,我总算盼来了一批接班的新职工。
    我在车间北穿乙班小组继续干上轴的工作,车间给我们分来了新工人。有一个叫赵连生的跟着我学上轴,一口一个李师傅的叫,他是上街区技校毕业分配到纺织厂来的,我和他只相处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在1969年的3月初,就参军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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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7 11:25 |显示全部楼层
军旅生涯铸造人生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自小以来的一个心愿,我向往军队、向往军旅的生活。1968年、1969年,当时部队在工厂里招兵,对我们这一批青年人来讲,是一个极佳的机会。我1968年错过了,1969年招兵我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呀!在招兵的前夕,我经常往厂武装部跑,向王部长汇报我想参军的愿望和决心,孙军来干事非常支持我去参军,他讲:一有招兵的消息就马上通知我。我们都是厂武装部的武装基干民兵,经常参加民兵军事训练,我厂武装部在1965年组织厂射击队,我也是射击队成员之一,我们经常在下班后到厂区后面的鱼池参加射击训练。平时在鱼池炼射击时打小口径步枪,一、两个星期就去市靶场打7·62苏式步枪。所以我的射击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许桃英、程传清等十余人是射击队的骨干,有时还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射击比赛呢!当时民兵的训练十分严格,“全民皆兵”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成了热爱解放军,坚定参军的决心。所以我们和武装部的关系十分的亲密,一有训练任务,王信周部长就会想到让我们几个武装骨干去干。抽出来参加军事训练,车间里也比较支持,因当时的国际形势比较紧张,美帝、苏修一直妄想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所以,那时候参军都有一个随时上战场的思想准备。
我给家里和淑琴作好了我当年参军的思想工作,她也没有阻拦我。我母亲再嫁后,生活有了着落,我一个月30多块钱也解决不了多大的困难,况且,美琴1970年初中毕业后要集体下乡,所以,母亲没有理由再不让我去参军了。
    到了1969年的春节前夕,我厂武装部贴出通知,开始招兵了,我在第一时间知道,立马就报了名,车间的同事们也为我报名参军感到高兴。当时我厂青工报名参军的有数十人,经过初步审查,大概有二十余人参加体检,我是参加体检年龄最大的一个。1969年招兵,年龄段是18岁——22周岁,我刚好在22周岁年龄段上,所以我有些耽心,年龄大了,优势没有年轻人的强,心中总有一点不安。最后厂里确定我们参加体检,集体到空军医院参加体检,当时体检非常严格,有问题的话当时就中止体检,我心中总是嘭嘭的跳,一直静不下来。我想:我是最后一年参加参军体检了,不能因为身体有问题被刷下来。在测量血压时,我尽量静下心来,但第一次测血压130/90mmHg,血压偏高。军医摸着我的脉搏跳得很快,就安慰我不要紧张、静下来,我们再测一次。我就静下心来,对军医讲我参军的迫切心情,今年参不上军,这辈子就别想参军了。军医知道了我的情况后,让我休息了十五分钟,再次测量血压就达到了体检的要求,我总算闯过了这一关。其它检查我通过非常顺利,身体健康、身体条件符合军队要求。后经过政审等一系列的审查,我都符合要求:共青团的骨干、城市贫民出身,是军队的好苗子。2月底,入伍通知书就发下来了,我被济南军区后勤部批准入伍了。自接到入伍通知书的那天起,我的心就一直激动万分,见谁都高兴地说:我参军了。领导和同事们也高兴地向我表示祝贺,都勉励我到部队好好干,争取入党再回来。我母亲见我批准入伍了,也哭了两次,还真舍不得我离开家,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让我到部队后经常给家里写写信。
    淑琴在第一时间知道我批准入伍的消息后,她也没有更多的话讲,在心中她要忍受着我们分别的痛苦,我从她的脸上就能看得出来。我们俩私下都表示相互等着对方,等着几年后幸福的相聚,海誓山盟,永不变心。
虽然我是一个民兵,但对部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是没有体会的,对参军的艰苦,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承受力。
    到了3月6号,我们身穿新军装在厂里与同志们合影留念后,在淑琴的护送下(我母亲没有送我),我们厂十四位有志青年身穿绿军装、背着被包,走上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我感到自豪,眼望着欢送的领导和同志们,我激动的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我是一个最最幸福的人,我表示一定在部队好好干,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我厂参军的十四位青年,只有我和唐伟义是1964年进厂的,其余12位都是1968年底才进厂的小青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从工厂优秀青年中招兵,也是为了提高部队兵源的素质和继承工人阶级光荣传统的需要。有了在城市工厂中直接招兵这个政策,也正好园了我们这一批有志青年的参军梦。
    到了出发的3月6号早晨,我早早的换上了崭新的绿军装,打好背包,和母亲依依不舍地话别后,我就到厂武装部集合了。领导和同志们也早早在厂生产区组织欢送仪式,那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领导和同志们祝福和勉励的话久久地在我耳边回荡。淑琴也在厂门口欢送我,我们紧紧地把手握一起,相互鼓励对方,分别的心情的确难以言表。我们出发的时间到了,在领导和同志们、亲人的热烈欢送下,我们离开了厂大门,一路向市武装部大院集中。
    1969年3月份入伍的郑州新兵,城市、乡村有好几百人,分成好几个新兵连,大概工厂参军的青年组成一个新兵连也有一百多人,把市武装部的大院都挤满了。市武装部的部长、政委分别讲了鼓励和欢迎的话,让我们在部队为保卫祖国荣立新功。几十辆军车一路排开,欢送的人们敲锣打鼓,目送我们这一批新兵远去的车影。我们感到了由衷的自豪,决心在部队好好锤炼自己,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
   再见了,郑州!再见了,我工作、生活的郑州国棉三厂!再见了,我亲爱的淑琴!我不知当时她心中的感情是如何的复杂和无奈?分别的痛苦将伴随着她的日日夜夜。我真舍不得走呀!但我也没有办法,选择离开心情也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
    车队到了郑州北站的军供站,我们全体下车和领导及亲人们作最后的告别后,即将登火车离去。当时淑琴和厂里欢送的亲属们又专门坐车赶到了郑州军供站,在那里最后一程来欢送我们。我心中那个激动就别提了,两眼含泪挥手与淑琴和同志们告别,走进了闷罐子火车,由此拉开了我——军旅生涯的序幕。
    火车隆隆地前进着,我们在闷罐子车厢里,大家的心情是激动和复杂的,没有了亲人的身影,在十分简陋的车厢里,我们忍受着初春的寒意,纷纷打开背包,就在铺着苇席的地板上,每个人都或坐或躺,相互谈论着我们的部队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们新兵谁也不知道火车将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我们也没有从带兵的口中掏出什么信息来。该到吃饭的时间了,火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接待站,带队的领导让我们下车吃饭,半个小时后就开车。我们如冲锋般地奔向打饭处,这么多人挤在饭场上,那个乱劲就不要提了,我们挤在前面打了饭菜,不知什么味道两个馍就下肚了,真是有些饿了,我也不管什么,自己吃饱就行。我们厂的新兵都喜欢挤在一起,大家一会儿就熟悉了,相互有个照应,反正大家都是一个目标,盼望着火车快点到目的地吧!黑夜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快速的滑过,第二天黎明的太阳照耀在车厢门缝中,我们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旅行,火车终于停在了一个小站的站台上。我们整好行装,每人带好自己的生活用品,下车一看,山东莱阳,我们到山东来了。莱阳是个什么地方?对我们这些从郑州来的人讲,这个地方太陌生了,我们感到十分的惊奇。集合好队伍,上了解放牌敞篷汽车,几十辆汽车一溜排开连绵数百米,浩浩荡荡沿着柏油马路一路北行,过县城大街,在低矮的山丘中前行。大约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到了新兵的集训地,后来才知道是26军新兵集训基地。我们分班集体安居下来,开始了一个月的新兵培训。我们当时的新军装上还没有领章和帽徽。新兵连的生活和训练是艰苦和紧张的,对于我们这一批从城市来的新兵是一个严峻地考验。
    我想既然来参军保卫祖国,就必须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咬着牙也要挺过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吃的是粗粮、细粮各半的伙食,小米面窝窝头和玉米面糊糊吃的真让我们有些受不了。一到有米饭和白面馍就会一抢而光,早、晚饭的窝窝头就会剩下很多。有的人一天就吃两顿饭。带兵的大部份是山东人,城市兵他们也很少带,“文革”中参军的兵,纪律性有些散漫,我们郑州来的兵也分城市的和郊区的。郊区的兵来自老鸦陈公社、柳林公社的农村兵,他们看上去要憨实的多,所以平时我们城市的兵在一起,很少和他们联系,我们当时真有点看不上他们,我们有的人在他们面前总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有时候,有的人还不时欺负他们,真让他们哭笑不得。所以在新兵连,我们城市兵经常受到连里领导的批评,训练时有的怕苦,动作不到位,被新兵训练教官罚的站不起来。
    好不容易盼上个星期天,新兵连特批都可以去莱阳县城逛逛,下午5点以前按时归队。训练了一个多星期了,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大家结伙上街,都一路小跑往莱阳县城奔去,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从驻地到县城大约有10华里路,对于小青年来说不在话下。莱阳县是一个四面丘陵环绕的一个屯兵重镇,山坳里兵营一个连着一个,一排的石头马棚一眼望不到边。后来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了解到莱阳县的驻军真是多的不得了,走在马路上看到的军车一辆辆飞驰而过,满大街的军人把莱阳县城都挤得满满的,特别是星期天更是如此。莱阳县在1969年时,是26军军部在此驻防,有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场、高炮团、坦克团、榴弹炮团、311部队第二炮兵基地、济南军区第十分部、145军医院等等,少说部队在莱阳县也有好几万人。地方上的老百姓大部份的部门都为部队服务,有粮食专供站、油料专供站,县城里满大街的人,老百姓只占三成,大部份都是军人。我们新兵连刚来一个多礼拜,没有授领章帽徽,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我还看到新兵和老兵干架的事呢!新兵打的老兵到处跑,大街上石头乱飞,有的用新买的搪瓷脸盆挡着头,脸盆都砸烂了。城市兵太野了,经过武斗洗礼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在部队里不好好管教那还真是不行。后来别的部队汇报到我们新兵训练中心,免不了我们新兵挨批评。政治学习、训练任务就更严了,星期天也不让我们集体外出了。一直到一个月新兵训练结束,我们只去莱阳县城逛了一次,但我们也不后悔,莱阳县城小的很,一条大街从东到西有一里多长、商铺有限,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上街除了当兵的还是当兵的,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兵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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