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起/展开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14 12:26 |显示全部楼层
    我妹妹任美琴1975年还在河南省南阳社旗县下乡插队没有抽调回城,有一天,我收到她的一封信,讲她在插队时认识了我们绿化街14号楼住的邻居的孩子,他们热恋了。我回信告诉她一定要慎重,自己的终身大事家人只作参考,一切要自己把握好。她回信讲,他们家兄弟姐妹多,对她可好了。我与母亲商量后回信给她,让她自己决定,只要你觉得好我们没有意见,我小妹美琴就和韩如林好上了。
    1976年是历史长河中的灾年,它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无奈,是我在一生的经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永久记忆在心。元月8号中央电台突然沉痛宣告,久病劳累的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全国亿万军民万分悲痛。周总理慈祥的面孔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悲痛、我悼念,我是见到过总理的少部分人之一呀!我专门到街上请了一张周总理画像,挽上黑纱挂在墙中央,珍重的在他老人家像前三鞠躬,表达我的悼念之情。十年“文革”,全国内乱,周总理真是为人民、为祖国、为老干部的保护和解脱操碎了心,他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在当时特殊的年代,“四人帮”在台上兴风作浪,周总理为祖国、为人民力挽狂澜,他太累了,他是被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把身体拖垮的。“四人帮”还反对人民悼念周总理,制造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不少无辜的人们受到迫害和牵连。1976年的春夏之交是血腥的、恐怖的,它是令人窒息、久久挥之不去的伤痛。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十分沉闷、炎热难熬,突发7.8级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震惊,虽经解放军指战员、广大人民的全力救援,但死伤惨重,经济损失更无法想象。一个月后,我受车间委派一个人去沈阳机械厂出差,在火车路经唐山地区时,一眼望去,一片片地震废墟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好惨呀!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二十多万的英灵呀!永远定格在地震的废墟上。这真是祖国的不幸、人民的大难呀!
    7月份又传来了朱德委员长病故的消息。当时厂里就在办公楼前广场安排了朱德同志的悼念会场,厂里组织了职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悼念活动。事隔不到两月,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9月9日是一个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全国一片哀悼,大家悲痛欲绝。毛主席病故了,中国向何处去?使全国人民陷入绝望的境地。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活动我们都参加了,我们带着两岁半的小雪燕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我们还给她头上扎上了白纱(白的确良布),小雪燕也十分听话的给毛爷爷遗像鞠躬。1976年是一个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不幸之年,三位中国人民德高望重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人民的大救星相继去世,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大的损失。我悲痛、我思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怎能够无动于衷呢!我也担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还好毛主席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渡过了两年不平凡的岁月。
    我从部队退伍回家的三年,哪一年都不平静,郑州的市政建设停滞不前,一点变化都没有,整座城市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市委的七层楼还是没有外粉刷在那里竖着,远看上去好像是一座没有完工的烂尾楼在使用着。政府的财政收入少得可怜,加上“文革”后期政治形势不明朗,所以人们也就在这样计划经济的特殊时代生活着。1975年7、8月份,河南豫南大暴雨下了十天十夜不停,板桥、宿鸭湖决堤崩溃,大洪水一泻千里,上千万人受灾,二、三十万人死亡。真是前方受灾,后方民众动员起来,在政府的号召下捐款、捐物,纷纷支地锅烙大饼,用飞机把救灾干粮、衣物空投到灾区。据说有的单位抽调身强力壮的人员专门到灾区的水退区掩埋遇难者的遗体,有的整个村庄的人都被大水冲走了找都找不到,牲口死的就更多了。时值盛夏,恐发大疫情,就采取就地掩埋的措施处理善后。我在2002年随厂参观学习团去舞阳时,垮崩水库的废霸还遗留在那里。听当地人讲,1975年大水他们遭大罪了,死人无数,经济损失十年都弥补不上来。唉!反正1975、1976年是大灾大难,人们都提着心过日子。物资供应有所缓和,一切还凭票凭证供应,但自由市场的规模有所扩大,不够的物品在自由市场上都可以买到,但在东北情况就比我们河南差的远了。
    前面我说了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一个月,我出差去东北沈阳,当时邓小平同志刚出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百废待兴。沈阳你别看它也是省会城市,但生活副食品、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和稀缺,我只好用稀缺来形容。我在沈阳街头亲自目睹了市民为了买国营菜店的烂韭菜,排起长队乱哄哄的在抢购,一人两斤韭菜,有的人竟在人身上踩着过去抢买,那个情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与当地的老同志闲谈中他们讲,现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对东北居民有所照顾,一口人一个月增加两斤白面、两斤大米,我们还要感谢邓小平同志呢!原来东北的生活比我们内地差远了,自由市场上也买不到什么东西。我在招待所吃饭都是玉米面发糕、高粱米饭,菜就是素炒土豆丝、土豆片,根本都见不着肉,东北的苦日子比我们过得还要苦,我心中充满同情和无奈。我想国家什么时候才能让人民的生活安定和无忧呢?我们只好在艰苦的岁月中挣扎着、等待着平安日子的来临。
    我们在母子楼艰苦的渡过了近两年的时间,小雪燕也快两岁了,厂里房管部门、车间给我们传来了好消息,厂里缩小集体宿舍规模,腾出两栋楼分配给无房户,结婚有孩子的、在集体宿舍和母子楼居住的优先考虑安排。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房子了,我第一时间写了要房申请,厂里和车间经过排比,在1976年的夏天,我们就分配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原来的集体宿舍朝北的小房间。当时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我们就要从母子楼和集体宿舍搬出去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了。下班后按厂部分配我去看了房子,说实在的条件还真不怎么样,进楼一个大走廊,厨房是四、五户共同使用一间;厕所是全三楼一层十二户人家共同使用的公共厕所。做饭是烧蜂窝煤,我看后感到十分满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自己有了家,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天地。条件不好慢慢创造,情况总会好起来的。一般双职工带一个小孩才能分配到12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我们也够条件这就很满足了。接着就是同志们来帮助搬家,要说搬家我们也没有什么家俱,小床是租厂里的,三斗桌、凳子都是租厂里的,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只有我从部队回来时15元钱买的一个大木箱子,衣服都放在箱子里,东西很快就搬停当,一个小家庭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在绿化街39号楼三楼12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五、六年,1981年才算调到一间16平方米的大房子。
    我结婚时,南方的好亲婆给我们寄来几样老式家俱,一张片子床、一张四方桌、还有几件小东西,托她的邻居赵元兴伯伯帮助从火车站打行李寄来的。东西虽然是旧的,但好亲婆的心意我们理解,十分感激她的关爱之心。因我没有房子,床和四方桌就没有用,放在我母亲处。现在有房子了,就可以把床架起来了,还是一张大棕床呢!人睡在上面是很舒服的。12平方米的房子就放得满满的,中间只有一个小过道,挤就挤吧!反正是个真真的家了,我们就开始了全新的三口之家的生活。
    我在部队时,由于患上了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出院时部队开的有生活照顾证明,郑州市1970年代细粮按比例供给,由于我患重病,按政策我可以全吃细粮,一个月定量是38斤,我家的细粮就基本上够吃了。小雪燕在幼儿园吃饭,我每天忙于接送孩子、上班,一天到晚是够忙的了。淑琴上班也很紧张,我们都不轻易请假,一请假几块钱奖金和超产奖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三口之家一个月七、八十元钱也基本上够花了,就是没有什么节余,每月花光。我们也总得买些有营养的菜吃吧!我回到郑州后基本上没有吃什么粗粮。
    淑琴和母亲的关系比较缓和了,母亲也经常叫我们回家吃饭,她身体好时也来我们住的地方看看孩子。老梁一般都和她一起来,小雪燕奶奶、爷爷的叫着,也拉近了我们母子、婆媳之间的关系。1977年小雪燕三岁了,我南方的好亲婆很想见见重孙女,我母亲找我商量来了,准备带小雪燕回常熟看望好亲婆,她知道我们上班请不来假,我母亲当时也退休有时间了,我们就很高兴地让母亲和老梁带雪燕回一趟老家。刚好我们才分配到房子,一切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小雪燕就离开我们随其奶奶回常熟省亲去了。这一去就在常熟待了三、四个月,回来时小雪燕一口的南方话,让人感到十分的可爱。后来听说雪燕在常熟有一天大人不小心没看管好,随街上走的人去玩了,雪燕走丢了,那个急啊!把我母亲和好亲婆都吓坏了,我好亲婆见大半天小孙女回不到身边,派邻居四处找也找不到,真是急坏了,托人写了找人字条在常熟市广播电台上广播找人。到傍晚时有好心人给我们送回来了,好亲婆和母亲千恩万谢、感谢万分。不知道当时孩子跟谁跑丢了,真是有惊无险,真要好好谢谢好心人,还是好人多呀!这都是雪燕回郑州后母亲告诉我们的。
    我们在39号楼居住,三楼邻居一共住了有十二家,我们在上楼梯左拐的东面北屋住,比较亲近的有两、三家。上海老阿姨、伯伯带三个女儿住的东头一间半的房子(集体宿舍23平方米的大房间中间隔开的)。三个女儿见我家有一个小女儿,都非常喜欢,只要有空就抱雪燕去玩,我们家和阿姨家的关系也最亲近,我们跟阿姨学会了很多家务活。陈伯伯在三厂小工厂上班,身有残疾但待人非常可亲,阿姨是标准的老上海人,在厂筒拈车间工作。她家的大女儿是她姐姐的孩子,是老革命的后代,从小就跟了阿姨叫妈。桂香和芳芳是老两口的亲生孩子,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我们就在邻居的关爱中渡过了一段让人无法忘怀的日子。在筒子楼大家相处的日子里,有活抢着干,谁家烧了可口的饭菜,大家都相互尝尝,包饺子、包粽子大家相互学习在一起包,我就是跟上海阿姨学会的包粽子。我母亲包粽子的技术也很好,但我没有学会,倒学会阿姨包粽子的方法了。从此后每年的端午节包粽子的任务就由我来完成。淑琴一直也没有学,到现在也不会,我问她为什么不学?她讲,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学会就行了,我跟着吃就可以了。我们每年特别喜欢包肉粽,一个公用大厨房,煮起肉粽来满楼都是清香浓浓。楼上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雪燕,我们大白天房门是不关的,最多挂上个竹帘子,互相串门非常方便,邻居的感情都比较亲密,谁家有什么急事,大家都乐于无私的帮忙。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14 12:2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西彦7074 于 2016-12-14 18:43 编辑

    1975年小妹美琴也从南阳下乡抽调回城,分配到护校学习,半年后就分配在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药房工作,成了真正的药剂师,我们看个病、母亲买个药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每天勉强坚持上班,自己的平、揩车任务必须要完成,下班后还要照顾女儿,一切家务我尽力去干,让淑琴多休息,她上班三班倒实在辛苦。我的胃病犯的越来越勤了,整天吃饭痛、不吃饭也痛,一整天没有不疼的时候,我心里清楚我的毛病不轻,是该去大医院好好检查检查了,不然的话整夜疼得不能睡,人瘦的只剩下100斤了。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把我折腾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特别是晚上整夜痛得只能坐着压迫着胃部才能打个盹,吃的东西不往下去,都集在胃里,一夜要吐好多次,真把我难受坏了,去卫生所抓些治病药吃也无济于事。美琴妹见我整天难受的样子劝我去医学院住院治疗,她认识不少好的大夫,不行可以进行手术治疗。我刚开始没有同意,我想采取保守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连上班都坚持不下来了。在领导的关怀下,我在1977年的12月份,听从了我小妹的劝告,请了病假准备去医学院住院开刀治疗了。美琴讲:冬天开刀比较好,虽然恢复的没有夏天快,但刀口不宜发炎。我安排好了自己的工作,在家人、车间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住进了由我小妹安排的河医附院外西普通病房。一系列的术前检查,排除了胃癌的嫌疑,主任医师确珍为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及幽门梗阻,必须进行手术切除。当时我刚好30周岁,比较年轻,大夫讲了,开了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了开刀的前一天,我确实有些紧张。我住的普通病房是间大病房,有八张床位,病友来自各单位,有轻、有重,有一个上街区铝业公司的一名干部,他病得十分严重,听他单位的同志私下悄悄对我们讲,他患的是胃癌后期,单位和医院为了鼓励他活下去的勇气,也在我开刀的前一天给他动了手术,后来听说是划开后一看,癌细胞大面积扩散了,作了局部处理后就给缝合了,回到病房两个小时他清醒后,神态还是比较乐观的。我们去他床边安慰了他,他讲,开刀没有什么可怕,我都能挺下来,你就更没有问题了。我在癌症病友的鼓励下,我紧张的心就平静下来了,下定决心,去迎接我人生的一次重要的挑战。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15 11:44 |显示全部楼层
    当时医院的医风比较好,虽然经历了“文革”的破坏,医院的一切运行已经正常了,没有什么送红包、收红包的不正之风。我小妹美琴在医院认识一些手术技术比较精细的外科大夫,一切由她在我术前安排,她找了当时医学院外科王医师,人称“王一刀”,麻醉师是全院最好的麻醉师,做到了手术安全的可靠性和成功率。我们没有专门给做手术的大夫任何的红包或小费,手术费用低,厂里基本上全部都报销,开完刀后,主要的花费就是营养的问题了。七十年代后期,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工资收入全家两人工作一个月才80多元,是非常低的生活水平,我们也不渴望病人有多好的营养恢复了。
    第二天,我要开刀了,我倒不紧张了,心情十分的坦荡,一心想着我开刀后就会好起来的。淑琴、小妹美琴、还有车间的同事等等,在大家的关怀和祝福声中,我慢慢地被推进了手术间。说真的手术间阴森而寒冷,当时暖气也不足,我冻得浑身发抖,但这不是进手术室害怕,的确是在12月底天气十分寒冷的缘故。大夫们马上忙碌起来,把我的手、脚四下固定在手术台上,马上进行消毒、打麻醉药,开始大夫讲是半麻,就是胸部以下麻醉,我的神志是清醒的,大夫在操作过程中不断地问我的病状和说一些安慰我、鼓励我的话。麻药15分钟起作用,大夫用针刺我的下半身就没有什么痛感了,我只听到大夫讲可以开始了,时间大概是早上的九点半左右,我听到刀在我肚皮上“刺啦”划开的声音,大夫在划开后还发现我前一年去外地埋的羊肠线,也是治疗我的胃病的,大夫还问我什么时间埋的线,我做了回答。手术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我只听到手术钳的金属声,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我只感到非常恶心、想吐,整个心都象被揪起来的一样难受,我不由自主的叫了一声,不等我叫出第二声,管麻醉的医师马上在我的脸上罩上了呼吸面罩,一会儿我就昏睡过去了(手术完成后大夫告诉我,当时临时做了全麻)。等我苏醒过来时,手术已快要结束了,我只听见在肚皮上缝线的刺啦声,大夫讲:“快好了、快好了,你醒来的正是时候。”一会儿,手术完成了,我就被推到了自己的病房,我出手术室时,人是完全清醒的,刀口也不痛,没有什么感觉,我总觉得我好累、好累,光想睡觉。但我坚持着和病房里所有的人打招呼,大家都来了,我特别感谢我的小妹美琴尽心尽力,联系的大夫、麻醉师技术高超,开刀整个过程十分顺利,大家都非常放心,预祝我早日康复,我十分感谢大家的关怀。我手术后,由于淑琴要上班,不能影响工作,我母亲身体不好也不能来照顾我,车间就马上派出三位同志和老师来病房里24小时照顾我,整整照顾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使我特别的感动。当时的车间长日班工长是董鹤兴技术员,车间主任是哈海棠,对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职工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呢!我开刀后,先后有王永淦师傅、王秋荣老师、兰虎军师傅等专门来照顾我,我在感激的同时意志也十分坚强,开刀的第二天我就可以在王师傅的搀扶下,下床慢慢地活动了。尽管麻药劲过后刀口那个痛呀!是一般人都难以忍受的,更何况我的手术是胃及十二指肠部位四分之三的切除病灶,大夫给我切的十分彻底。在手术中我的出血量也很小,医生准备的血浆我也没有用,后来听我小妹讲:血能不输最好,输外来的血不太好,所以我在手术中一切顺利血也不用输。刚出手术室我整个人是清醒的,我真是遇上好大夫了,没有在特护室待直接在自己的病房里输液、打针、吃药、直到九天后基本康复出院。车间的师傅们真是对我如亲人,我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我立志病好后要好好工作,努力为职工服好务,当好职工的好勤务员。
    七十年代的工厂,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更显得工人阶级兄弟般的深情厚意。三厂的老传统没有丢,从厂部到车间对职工的关怀是出了名的。在大街上遇到有人讲,我是国棉三厂的。立刻就会有人竖起大拇指咵三厂的领导好、照顾工人好,我并不是在我有病住院得到关怀才这么说,实际上我们三厂的领导对职工的关怀真是做到家了。平常谁家有什么困难、有病人,我们都及时组织家访、慰问,工会批上十元、八元的慰问金,到困难职工家中慰问,使职工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感激,在工作上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了。七十年代后期,公共交通不发达,我们党、团员,工会组织的慰问活动都是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进行,有的家住近郊农村、黄河大堤边,我们都骑自行车前往,无人有怨言,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友爱。
    我自从手术后第二天就下床活动,身体一天天恢复起来,吃饭是我小妹给我拿来一个小酒精炉,用它调些藕粉什么的。做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只保留了四分之一,所以手术后刚开始能进食时只能吃流食,只能吃一点点、不能多吃,一小碗都感到涨得的很,但一会儿就会饿了,又得吃一些,所以一天要吃七、八顿才能维持一天的能量。大夫讲了,刚开始半年之内基本上都是这样少吃多餐,并要注意回家后的营养搭配。当时我们吃粮是政府供应的,拿粮本去粮店按粗、细粮比例购粮吃。对有些手术病人,凭医院出的手术证明,到粮食供应管理部门,申请办个手续就能享受全吃细粮的待遇。我就是开刀后一直到政府取消粮本敞开供应前,吃的都是细粮,家里一直不让我吃一点粗粮。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与淑琴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我母亲也来病房看望我了,我们与母亲的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在我病重和开刀期间,我岳父、岳母也多次来医院看望我和照顾我的女儿雪燕。
    手术后在医院病房的治疗我只待了九天,七天拆线后我的红线反映很厉害,刀口四周红肿,医生叫我多住几天,我没有听医生的,到了术后第九天,我就被病床上的臭虫给吓跑了。河医一附院(就是现在的郑大一附院)接待的病号各地方的都有,卫生条件也不太好,天气冷了,臭虫也专拣靠近窗户边、离暖气片近的病床上待。我忍受不了臭虫的袭击,就叫小妹去办出院手续,当时办出院手续也特简单,从单位开一张三联单就能出院结帐了。我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没有用医院的血(输血是自费的),所以我结帐时只花了89元钱就完事了,单位住院费全报。做了一个大手术,才花了单位89元钱,现在讲给大家听谁会相信,这是千真万确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了她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干,谁也富余不到哪里去,人人凭工资收入生活,低收入、高福利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我记得很清楚,出院那天是我们长日班络经保全队的孙三章师傅骑一辆三轮车来接我出院的。我在回家的路上,真正体会到了一个人获得新生的幸福的感觉,我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淑琴在我住院开刀期间是非常辛苦的,她那时已有两个月的身孕,怀的就是我的儿子豫昆。说实在的,在我开刀前怀上了我的第二个孩子,他是符合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政府允许生第二胎,但有一个间隔的要求,必须与第一胎有4年的间隔时间,我们正好够条件,也就申请了第二胎的生育指标。假如当时淑琴没有怀第二胎,我开刀后需要一年的修养期,我们也就不会再要第二胎了,所以我们的第二胎也赶得真是时候,不管生男生女就要定了这一胎。到了1978年的7月27号,儿子豫昆出生了,我们全家着实高兴了一段时间,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十分满意、可心合意,所以就给儿子取了一个乳名叫“可可”。让大家讲起来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第三胎政府是不允许生了,我们也不会再要了。
    淑琴在我开刀的时间也没有请假,当时生产任务紧张,事假是不好请的,她三班倒坚持上班,下了班就到医院来陪我,累了就在我的病床边放个椅子靠着休息一会儿,实在累得她不轻,何况她还怀着两个月的身孕,我真不知道如何来报答她。
    出院后我回到了自己12平方米的家,一切都感到十分的温暖很亲切。邻居们、同事们纷纷来家中看望我,小小的房间每天都是人来人往,小雪燕邻居们带着玩也不用我们操心。我回家休养十天后,完全可以下床做些轻微的家务了,为了让我好好疗养,我母亲和岳母就经常来家中帮忙带带孩子,当时我母亲和岳母都还没有退休也要上班,反正大家都很忙,也都十分关怀着我的康复。到了1978年,我整整在家养病有近一年的时间,工厂的病假是不好请的,我要不是连着开刀休息,也不会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我想反正我休息下来了,生产上的事情我也顾不着了,等我身体恢复好再去上班吧!我在家休息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经历了两件事:一件是1978年兴起的在居民楼开展的成立向阳院的事情;另一件是在我的精心照顾下,淑琴于1978年7月27日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对我来讲是全家的大喜事,况且母子平安,真是喜上加喜、天大的喜事。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16 11:30 |显示全部楼层
    1978年兴起的创建向阳院的活动,是由厂里家属委员会根据上级精神主抓的。我们居住的家属院是原来单位的集体宿舍改建而成的,是大走廊、集体厨房、公用厕所,是名副其实的筒子楼,一个楼门洞里住着30家左右的住户,都是本厂的职工,退休的职工基本上没有,大家都在各车间上班,而且四个班次交叉着,有上夜班的、有上中班的、有上早班和长日班的,我就是上的长日班。整个楼门洞里一整天都是吵吵闹闹、热闹非凡,邻居之间的关系有时比较紧张,弄不好吵吵骂骂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根据当时社会上的形势,也强调稳定、文明、和谐。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三厂创建居民楼向阳院的活动就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
    我在车间里是一个骨干、又是共产党员,正好开刀在家休息,居委会就动员我参加组建向阳院的领导班子。我们这个院一共三个楼,有两个楼是拐角连着的,三个大门楼,分别是33——39号楼洞。我家在39号楼三楼一间12平方米朝北的房子里居住,三口人是够挤得了。一进房间就是一张大床,有个半截柜,我还放了一张作价的集体宿舍的小铁床,就没有地方下脚了。大家的居住环境都不好,有一家六口人住两间,也不是成套的,南边一间、北边一间,中间是一条大走廊。每天的起居生活十分紧张,早上去厕所要排队、厨房做饭要人挨人,用水龙头大家都得轮着用,早上谁家也不能洗衣服的,洗菜做饭的水龙头还不够用呢!家家烧的是煤炉、煤灶,我家人口少就烧铁皮煤炉,打开蜂窝煤炉,等火着起来需要大约30分钟,反正做饭、炒菜是很麻烦的事情,只有一个炉子只能先烧饭后炒菜,一般中午做一顿饭,全家吃上饭,得花费2~3小时才行,所以上班族做起饭来就显得格外紧张。有的家人口多,早上4、5点钟就要起来做饭、蒸馍、炒菜、熬稀饭。一天到晚,除了八小时上班,一个小时开会外,到家就是操持家务、照顾家庭,没有一点多余的时间参加业余活动。在当时这样的生活环境里,要在我们的院里带头创建向阳院,可想难度有多大。
    厂家属委员会在棉纺路办事处和派出所的大力支持下,在1978年的春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院里就显得热闹非凡了,创建向阳院的动员大会就在震天的锣鼓声中开始了,大会的劲头很足,有不少骨干积极性很高,大伙认为,建向阳院是全体居民自己的大事,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做好创建工作。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在动员会上被办事处任命为我们这个院的主要责任人。我记得有丁广兰老师,原新华二厂工人张师傅等几个人组成了创建向阳院的领导班子,当然班子里有办事处、派出所委派的民警王同志。
    群众的事、群众大家一起办,如何让广大居民广泛的发动起来,是我们这个领导班子的首要任务。我们每天在安排好家务后,分工负责进入家庭做动员工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的细致,居民同志们也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首先从整理楼道卫生开始,我家所在的39号楼门和张师傅在一个门洞,先从我们楼道开始。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干起活来总是走在前,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清扫楼道、清理杂物(一般公共楼道里都不放居家私人用品),自己动手粉刷楼道。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我们院几个楼门经办事处和厂部家属委员会验收,符合创建向阳院的标准。在给我院向阳院挂牌的那一天晚上,整个院落热闹非凡、锣鼓喧天、锦旗招展,上级领导来我院隆重赠牌,我院在全厂居民区第一个创建了向阳院,为当时的精神文明建设、居民和谐、社会安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在休病假期间,全程参与了这一项社会公益活动。我们几个领导班子成员威信比较高,居民们有什么事情都愿意给我们说,我们为院里居民的平安生活贡献了更多的时间,每天除了必要的家务活,就是一心扑在向阳院的工作上,我们没有一点报酬,但大家积极性很高,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干劲。也许是我们大家都具有一颗热心和爱心吧!在向阳院创建的日子里,居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大大改善了,大家乐意参加公益活动,邻里矛盾大大减缓,治安秩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每天晚上进行轮流治安值班,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院没有发生一起盗窃、治安案件,达到了零发案楼院,得到了上级办事处的赞扬。
    我在病休的日子里也尽了我做丈夫的义务,为上班的淑琴准备饭菜,小雪燕也不用上幼儿园了,我在家可以带着她。参与了社会上居民的活动,我觉得近一年的病休假,使我得到了不少的收获:首先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好,我想主要是医生的开刀医术好,小妹美琴找的大夫好,这首先要记美琴第一功;第二是淑琴照顾的好,让我心中无忧、安心养病,心态放得很正常,有利于病后的恢复;第三是车间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让我在31岁时,因病好好休息了近一年的时间。等我术后上班就到了1978年底了,车间里还是老样子,一上班就忙得很,生产任务比较繁重,刚开始有些不适应,慢慢地也就习惯了紧张的工作环境。上班后,居民楼的工作大都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参与,一直到1980年向阳院的创建工作渐入尾声。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出台,整个中国都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中涌动,一切束缚在慢慢地解禁,解放思想、纠正“左”的路线和错误。在邓小平这个伟大的设计师的领导下,中国必将掀起一场彻底的改革高潮。一大批干部相继解放,整个中国就显得欣欣向荣、生气勃勃,大家都为改革开放尽一份力。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为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工厂的生产也是紧张有序,总感到开会多、学习多、思想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大家都在改革的大潮中游泳……。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17 10:09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要讲一讲我岳父母的情况,我觉得我和淑琴结婚后,感到亏欠他们二老不少,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孝顺和照顾他们。1979年下半年我岳母60岁才从单位退休,她养育了四个儿女,大半辈子吃尽了苦头,为抚育儿女熬尽了心血,在生活水平低下的岁月中,为了填饱大人、小孩的肚子,她节衣缩食,为了这个家,她彻底的损伤了自己的身体。退休了,应该好好休息了,但她总是闲不下来,为了照顾好子女,她没日没夜的操劳,累了一身的病,在1980年初就发病了。当时我岳父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上班,负责医院的财务工作。
    说到岳父,我也想多讲几句,“文革”前他在郑州市检察院工作,在解放前就参加政府的工作,“文革”后干部下放劳动,粉碎“四人帮”后,解放一批干部,组织上想让一批老检察院的同志重返工作岗位,有部分同志返回了。我岳父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身体一天天差了,不如找个清闲的单位养老,后来就分配到了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一直到离休,没有离开过医院。
    说到岳父、岳母,一辈子节俭、勤劳、十分的谦和,是真正的好老实人,我和淑琴从相识、相恋、相爱到结婚生子,确实花费了二老不少的心血。我母亲和我们的关系不融洽,也使我岳父母俩人感到十分的无奈。淑琴是他们的大女儿,由于长子常年在外,更显的二老对淑琴的钟爱和器重,淑琴有什么想法和做法,二老也比较认同,所以我一直感到十分欠二老的情和对我宽容的态度。我没有好好地照顾二老,特别是有了两个孩子后,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和抚养孩子,没有关心和很少关心二老的身体。1979年底,岳母退休才几个月的时间,岳母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吃饭很少而且有些咽不下去的感觉。刚开始不太在意,退休了还在屋里屋外的忙碌着,岳父要上班,淑琴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需要照顾,岳母拖着病弱的身体还在灯下给我们的孩子做棉衣服。我们得知岳母有病,要让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在大家的催促下,岳母才去河医一附院作了全面的检查。一检查完,大夫就悄悄地给我岳父讲:我们确珍她患的是食道癌(晚期),开刀可以但风险比较大。当时对食道癌开刀治疗技术不是十分有把握,换句话讲就是手术的成功率很低。在检查完后,岳父作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不开刀,用药物控制,不让岳母遭受开刀之痛苦了。也没有住院,就在家里吃药、完全采取保守疗法,没有再去医院住院治疗。我们眼看着岳母一天天瘦弱下去,一顿饭只吃一点点,我们也心急就劝岳父送岳母去住院开刀治疗,岳父也同意了。淑琴马上到医院找大夫商量开刀的事,大夫对淑琴讲:“你回去看看她脖子锁骨旁边有没有疙瘩,如果有就证明是扩散了,就没有开刀的必要了。”淑琴又马上回到家中,刚到家门口,岳母就对淑琴说:“今天我去洗澡,一摸脖子上有个疙瘩。”当时淑琴听了,一下子就傻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不能开刀了,只能保守治疗,所以就没有送她去医院住院开刀,只能把医生请到家里来打针治疗。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初期,癌症是不治之症,得了癌症就是判了一个人的死刑,大家都十分恐惧,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在淑琴休班时回到她母亲身边去照顾和安慰她,有时去勤才了我还有意见,免不了我俩还为此伴过嘴。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的不应该,那是她的亲生母亲啊!两个孩子自己带着也是可以的吗,为什么淑琴要回家照顾她母亲,你就有些不高兴了呢?我这个人真是太不近人情世故了,是一个十足的大混蛋。我在心中暗自在斥骂自己的无情。
    1978年7月27日是一个让人值得庆贺的日子,天气真热呀!淑琴到了临盆,住在她父亲工作的医院里待产,我当时正好还在家中休息,我就日夜的守在淑琴的病房里,晚上天气热,我就找了一张草席在病房外的水泥平台上休息。由于是老崔的女儿生育,医院妇产科医生和护理人员都十分尽心。在7月27号的早上,我家的儿子豫昆就顺利的出生了,是顺产,十分的平安。在医院里岳父买了不少糖果给医、护同事,庆贺他的外孙的降临。在医生的精心照顾下,母子平安,一个星期后就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家中。淑琴的月子是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渡过的。大夏天炎热难耐,没有什么降温设备(那时也没有电扇),况且淑琴月子里也不能吹风,12平方米的小房间,那个热劲就别提了。有了可可(豫昆的小名),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口之家,是个大家庭了,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四口人住实在是太挤了。在那时房子紧张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只好在小房间里委屈着。淑琴坐月子,我要照顾大人还要管着小孩,小雪燕有时跟着姥姥,有时跟着奶奶,也是到处丢搭。我母亲身体不好也没有来照顾淑琴的月子,小雪燕的姥姥当时也没有退休,休班时来看望、照顾一下,又不能在我家住下,所以照顾淑琴的工作就全落在我的身上,正好我病休在家,一举两得,休养和照顾产妇两不耽误。我真是尽心尽力的为产妇服务好,经济不宽裕,但产妇的营养是十分重要的,买母鸡煨汤、买鲫鱼炖汤催下奶,一个月下来淑琴反而胖了不少,小孩子的奶水也很足,就是有一点不好,大伏天产妇坐月子太受罪了,热的浑身上下长满了痱子,象一身蛤蟆皮,痒死了,真是遭罪。当时就劝别人,千万不要在大伏天生孩子,这个罪实在不好受。还好整个月子在大家、邻居的关怀下,在我本人的精心照顾下,大人、孩子身体都很健康,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了。七十年代后期,工厂的生产任务繁重,对生孩子的女职工规定产假是56天,所以56天后,淑琴就去厂里上班了,我在家中继续照顾可可。我的病假也不是好请的,一个月要去厂卫生所检查一回身体,到可可满月,我整整在家休息了9个月。大夫见我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也动员我去上班,车间长日班的领导也来家中动员我去上班,实在没有办法,我给可可办好了送托儿所的手续,又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去上班了。在可可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把他送去托儿所(哺乳室)日托班,早上我送他,傍晚下班去接他,淑琴上早班,班中就去喂喂奶,上中班或上夜班就利用吃饭时间和喂奶时间放在一起回家给可可喂奶。每天就忙碌在家、工厂、托儿所的范围内,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忙得我整个人瘦的只有100斤左右,身体真有点吃不消。但我们既然有了两个孩子,就必须吃苦受累,为了下一代孩子们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吃点苦又有什么关系呢!人要勤劳、奋斗,在工厂为国家奋斗;在家中要为整个家庭的幸福和平安奋斗。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当时的生活压力是不是非常沉重。在当时的环境中各家都是这样,谁家也好不到那里去。一个家庭男的能做家务,照顾好孩子是当时我们纺织厂家属院的一道可以引人注目的风景线。纺织厂的女同志十分辛苦,上班八个小时,一分钟都不停的在车位上紧张的操作。作为男人就自觉与不自觉的受院里风气的影响,我们纺织厂家属院的男同志特会照顾上班族的女人们,什么生炉子做饭(当时烧蜂窝煤)、洗衣服、买菜、看孩子、喂奶样样都得干,基本上家家都是这样。纺织厂的男同志是勤快的,减轻了女人们的家庭负担,所以家庭情感很和谐,夫妻关系比较牢固。有的家里,男的在铁路系统工作,住在女方纺织厂家属院,他们到单位不敢讲在家干活的事,讲出去是要被人笑话的,但在我们厂区家属院里,大家公认是一个美德,代代发扬。
    社会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领导下,迈开脚步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推动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一大批干部被解放出来,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在改革的大潮中,人们迫切希望我们的祖国真正强大起来,我们的生活真正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大家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到了1980年6月,可可不到两岁,他的姥姥就因患食道癌病危去世,这对于淑琴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打击,那个泪呀,整天整夜流不完。我岳母是老在家中的,淑琴家在苑陵街,是当时拆迁搬来这里的,四间小平房,有一个小院子。我们对淑琴母亲的病是有思想准备的,八十年代初,郑州市已开始推行火化政策,但社会上还有土葬的旧习惯,在集市上还可以买到棺材板,也有做好棺材在集市上卖的。我和淑琴在岳母病重时就做好了买棺材板的准备,大概在四、五月份,我们抽了一个星期天,俩人正好厂休,就借了一辆架子车到集市上去买了一付桐木的棺材板,大概花了100多元钱。我们把棺材板拉回了我们住的家属楼三楼,暂时存放在我家门口的走廊里,以不影响邻居走路为好。邻居们听到淑琴她母亲刚退休不到一年(她是60岁才从市拖车厂退休的)就患癌症病危,都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心,我们十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谅解。棺材板在我们楼道里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1980年6月5号左右,淑琴的大哥从北京赶回来,见到母亲已到了水米不进的病危阶段,就来我们楼上和淑琴小弟一起把棺材板拉回市里家中,连夜请人打棺材,准备母亲土葬的一切事宜。我岳母是不愿意火葬的,正好有土葬的时机,我们就随了她的愿。(我们还让我的大妹妹美娟在她工作的缝纫店给岳母做了整套的送老衣),我事先联系好了后河卢土葬墓地的一切手续,挖好了墓坑。全家人都守候在病重岳母的病床前,眼看着她的生命象一盏将要熄灭蜡烛,一点一点的熄灭。我的岳母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1980年6月7号晚上9点左右就不幸离开了人世,享年61周岁。
    我作为女婿,全力为岳母操办好后事,也算我尽了一点孝心,心里头也得到了一些宽慰。我们办的后事,简朴又不失隆重,让她老人家地下有知,我们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八十年代工厂的请假制度是十分严格的,淑琴休了三天丧假就上班了,我当时没有丧假(女婿在九十年代中期才落实有丧假)。随着岳母的病故,淑琴家的重担全凭我岳父一人挑起,淑琴的妹妹秀琴也结婚生子不在家里住,只有一个弟弟郑来和岳父一起共同生活(弟弟接岳母的班在拖车厂上班)。淑琴休班时也经常带孩子回家看望老父亲,一切生活慢慢地又恢复了平静。

16

主题

0

好友

8494

积分

咕噜队长Rank: 5Rank: 5

发表于 2016-12-19 15:53 |显示全部楼层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19 19:09 |显示全部楼层
    八十年代,在纺织工业部原部长郝建秀同志的倡导下,在各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职工的普遍反映,纺织企业的职工(特别是女职工)工作强度大,收入低微,被我们戏称“第二白色煤场”。纺织厂的女职工是生产的主力军,一天8个小时要不停地在自己的车位上奔走60多里,每天一身臭汗、一身花毛,从车位上下来都变成了真正的“白毛女”。我们男同志在纺织厂还好一些,我上长日班生活比较有规律,女职工就不行了,当时实行的是三百三运转,一星期要上19个班,六个早班、六个中班、七个夜班,有时急倒班一个星期甚至上过21个班(七个早班、七个中班、七个夜班),把人熬的下夜班出来连回家的路都不想走了。女职工下夜班走出车间门都是脸色蜡黄,每个人的体力透支极大。当时工厂的学习活动比较多,职工一个星期最少参加三次班后大会,班前会是每天提前半个小时到岗召开,无非就是产质量完成情况、安全生产情况,有生产组长按小组为单位召集讲评,一般职工都能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政府下达生产任务工厂必须完成,各项考核指标十分严格,一个企业想要创优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郑州国棉三厂是河南省的龙头企业,一年的总产值有几个亿,是政府的“摇钱树”,所以对工人的要求是特别的严格。我们党团、骨干比职工活动更要多一些,业余时间占用的就更多,一个职工花在上班的时间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路远的职工花费的时间就多了。鉴于以上情况,经纺织部充分调研,报国务院批准,只在纺织系统运转班中试行四班三运转,每个班一个星期都只上六天,两天一倒班,每天总会有一个班的职工在家中休息。一个月上班的天数也就是22~24个班,大大减轻了纺织女工的劳动强度,使运转班女工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休息的权利,从1980年开始执行,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当然了,一个企业突然增加了一个班的人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增大了。当时政府也给了纺织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例如:减免部分税收等。我家淑琴就享受到了四班三运转带来的实惠,休息时间充裕了,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存在加班了,所以个人支配的休息时间就多了,我们是十分感谢当时的纺织系统实行的四班三运转的政策。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社会上其实是比较乱的,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了,国外意识形态的一些开放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都传到国内来了。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窗户打开了,什么样的鸟都飞进来了,那几年真叫人摸不着头脑。沿海几个经济特区的相继建立,人们就像潮水般地涌向沿海去掘第一桶金。我们在大企业上班,而且是国营大企业,一般不存在什么跳槽的事情。厂里的政治教育抓得很紧,我们厂工人的生产秩序还是很正常的,受外界的干扰就比较少。我们都是井里的青蛙,只看到井口大的那一点天。
    我家在向荣街39号楼三楼12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六、七年,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与楼上邻居的关系相处的很好,尽管居住的环境很差,但大家都很自觉的维护楼上的邻里关系。东头住的是陈师傅一家人,他家有三个女儿:小闽、桂香、芳芳,她们一有空就来我家带小雪燕和可可玩,她们可喜欢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在八十年代,一家生了一女一男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大家都戏称为一等家庭,幸福美满。我家淑琴平常待人接物非常谦和,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楼上楼下,我们认识的邻居很多,大家有事都相互帮忙。我跟着芳芳她妈(我们叫她阿姨)学会了做红烧肉的绝技。五月端午包粽子,我妈的技术好,我是学了几年就是学不会,但芳芳妈妈包粽子方法比较简单,我跟着学,一学就学会了,煮出来的粽子质量很好,不开裂、不掉米,我当年学会,包的粽子质量还不错呢!在楼上谁家有困难,我非常乐意去帮助人家,我是一个热心的人、闲不住的人。一楼我车间女工祁秀华她爱人在1980年10月1号因病去世,当时祁秀华也就40岁,中年丧夫,十分悲痛,也没了主张,我就马上去帮助她料理后事。她也想把她爱人土葬,我就一手帮她操办。我给车间里讲明我帮祁秀华操办丧事,领导上也比较支持,专门给我时间帮她把后事办好。当时她的两个孩子,最大的女孩不过十三、四岁,小男孩还正在上小学,她见我倾心相助,心中十分感动,所以,以后我们邻居的关系非常好。
我在1981年初春,还帮芳芳的姑姑办理了丧事,也是钻当时政策的空子,实行了土葬。从那以后我就在车间长日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一心扑在工作上,为职工的困难分忧,有了一颗真正为职工热心服务的心。淑琴也非常支持我的做法,她经常讲: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我们多帮助困难的同志,我们就感到十分的愉快。
    我这个党支部副书记在1980年代初是不脱产的,我母亲让我从部队回来后不当干部、当工人,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心中树立的非常牢固。我在十年的时间里,从1974年初部队回来算起到1983年我担任长日班书记,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和职工们磨打滚爬在一起,学会了平车技术;学会了如何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我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从平车下手六号、五号,不断上升为三号、二号手,技术水平进步很快。在八十年代初期,我还单独和我队的朱书来师傅一起到郑州市毛巾厂装络经新车呢! 我们师徒俩任务完成的很好,得到了该厂领导的赞扬。当时帮助别的工厂装新机器纯属社会主义大协作,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额外报酬,临近工作任务完成,厂部就给我们俩一人一条浴巾和一个塘瓷茶缸。我和朱书来师傅的师徒关系十分好,他是江苏省常州市人,个性很强、但对工作十分认真,平车技术一丝不差,要求我们徒弟们十分严格,一切必须要按他的要求来工作,不然就得返工。我们在工作中都十分惧怕他发脾气,我们也知道他这是对工作负责,要求严格没有什么坏处,他真是我们尊敬的好师傅。我们平车队的主要技术骨干(我在平车队的十年中)要数李大柱最踏实、最有精益求精的精神。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在当辅助工时就在一切工作,是铁哥们,他的组织问题比我解决的早,他1971年在厂里就被党组织批准入党了。
    “文革”期间,“造反派”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突击纳新了部分“造反派”党员,突击提拔了部分“造反派”的干部。在八十年代初,党组织活动已恢复正常,大部份老干部和车间干部都恢复了职务。纠正“文革”的错误路线、清理党组织队伍和干部队伍成了当时的中心工作,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是做好一切纠偏工作的重中之重。我记得很清楚,在“文革”中突击发展的“党员”经党组织审查,大部份不合格,必须清退出党。这个工作抓得很细,非常认真,完全按照党中央的政策精神,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清退了“文革”中发展的“突击党员”。我车间就有两、三个,全厂有三、四十个,纯洁了党的队伍,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认真贯彻执行。同时干部队伍的清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最基层开始,一级一级调换领导班子,到了1983年,这项工作就顺利的完成了。我就是在这一年被选拔到准备车间长日班的班子中来了,当上了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基本上脱离了干了十年的保全工岗位的工作。
    准备车间的党总支书记是哈海棠,有一天,他叫我到党总支办公室与我谈话,问我还愿意不愿意出来工作,我当时详细考虑了一下,根据我的健康情况和车间实在非常希望我们这一批经过部队锻炼的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我想了就说:“哈书记,我已经脱离领导岗位15年了(5年入伍,十年干的是工人的岗位),怕我一下子适应不了,请领导多帮助,如果我能胜任,我有自信能把工作做好,在工作中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请领导及时给提出来。”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内,我由常日班党支部副书记,先后调到乙班任付工长,一个月后,把我调入准备车间丙班任党支部书记,和我的老工长吴书恩同志配班子,干了一年多。领导的意图我也明确,就是让我在运转班多熟悉工作环境,和职工同志们多交流,多反映和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那几年,我确实很忙,家里两个孩子要照顾,女儿上学我也没有怎么管过她,小儿子由幼儿园到上小学,我也操了不少的心。俩人都忙于工作,双方父母年纪大了,也不好让老人家多操我们的心。一天忙忙碌碌的,但精神状态比较好。大概在1983年的夏天,我的房子由12平方米调到了向荣街13号楼3楼16平方米的大房子。当时就高兴坏了,我们的孩子们更是跳起来讲,他们俩自己可以有自己的床睡了。我们搬了家,也没有怎么装修(当时工人的房间不兴装修),打扫打扫,用白石灰粉刷一下就搬过来了,与39号楼的邻居们真正地分开了。但我们邻居之间的友情一直很好,直到现在见了面还很亲热。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20 15:08 |显示全部楼层
    我母亲在八十年代就退休了,她一直在南阳路和三厂来回两地居住。小弟锦国参军后,在1979年参加了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在他入伍后的第二年就赶上了打仗)。他出生入死、顽强拼搏,整个战役打下了,我们三厂的职工子弟有牺牲在战场上的,我弟弟锦国战后胜利凯旋归来并荣立了三等功。我们全家都为之骄傲,我去信鼓励他在部队好好干。他入了党,部队准备送他到石家庄步校深造,由于个人的原因没能如愿。大约在1980年就光荣转业了,工作安排也在郑州国棉三厂。我们家不知怎么了,真是和三厂结上缘了,一家人大部份都在三厂工作,真可谓是三代纺织世家。要到现在算是四代纺织世家,直到现在我的外甥女还在三厂工作呢!
    我好亲婆年事已高,在常熟与阿姨一家住在一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阿姨夫几次来信讲到好亲婆的身体状况,我们也十分记挂着好亲婆的安危。母亲就与我商量,准备把她从常熟接到郑州来居住,不管怎么说,亲人在身边照顾总是比较好的。当时小妹美琴在医院里工作有休假时间,就提出要同母亲一起回常熟把好亲婆接到郑州来居住。
    八十年代的户籍关系管理的十分严格,我们向当地派出所提出了要把好亲婆的户口迁来郑州的申请真是经历了非常大的曲折。先要通过在常熟的阿姨夫在当地的派出所办好一切迁出户口的各种手续,通过邮局寄来。第一次,好亲婆的出生时间写的有误,1904年出生的,工作人员笔下有误“0”字出了头当作了“6”字,手续不合格,我们又寄回去重新写证明材料,大概手续办了有两个月的时间。由于好亲婆在常熟无亲人,来郑州投靠她的女儿,就这种情况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1985年左右,准迁手续总算审批下来了,我母亲和小妹美琴就立即赶到常熟把好亲婆接到郑州来了,户口、粮食关系、退休工资一并都转到了郑州。要说八十年代退休工资少得可怜,我好亲婆刚退休时只有13.8元退休工资,生活是根本顾不过来的。前面我讲过我母亲每月要给她寄上十几元钱,她自己有时干点杂活,帮助阿姨看芳芳(阿姨家的独生女)有些贴补,一个人在常熟勉强过生活。我好亲婆这一辈子也没有过上好日子。她一个人过惯了,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她直到自己不能自理了才同意来郑州和我母亲共同生活。好亲婆的户口是落在我的户口本上。我母亲和小妹美琴把好亲婆接到郑州后,就同我母亲住在南阳路粮机厂家属院由我母亲和老梁照顾。
小弟锦国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光荣返回后不久,由于诸多原因就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有同事介绍与汤素琴交上了朋友,大概在1981年,小弟锦国就结婚了,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两个人也是其乐融融。
    说起我的大妹妹美娟,从小得病落下残疾,柱着拐杖走路。小学毕业后就没有上初中,在街道居委会的照顾下,在三厂的小缝纫社(集体性质)谋求了一个缝纫工的岗位,她就一直在小缝纫社工作,工资不高,二、三十元一个月,也能维持她的生活了。我们家的孩子长大了,有了工作,经济上都各自顾各家了,母亲的退休工资她自己用。四个孩子都上班后,我母亲就彻底解放了,由于她的身体不好,我们休息的时间、过年、过节买上礼品,总会到她住的粮机厂家属院去看望她。我们四个孩子后来也默认了母亲的再嫁,对老梁我们也改变了看法,在心中接纳了他,不管如何,他对我母亲还是很照顾的,一切按我母亲的意见做事。就是这个人比较小气,他把钱看的很重,不轻易拿出钱来给小辈买东西。他在粮机厂理发店工作,退休后身体还好,就继续在理发店工作,一直干到身体干不动才退出休息。
    大妹美娟人虽残疾,但人长的很漂亮,心眼又好,人又老实,在缝纫社工作期间,同事们也十分同情她,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郑州市锅炉厂的一个技术员,人也比较老实,是郑州人。高高的个子比较清瘦,戴一付眼镜,看上去人很斯文,就有一点身上、脸上长有白斑(就是白癜风),年龄稍微大了一些,两人相差有七、八岁。有人给我母亲提起,我母亲刚开始有些不怎么愿意,后来经大家的劝说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大妹妹出嫁了,她也有了一个家庭,我们也就比较放心了。我的大妹夫叫弓威,人很好,比较健谈,我们对大妹妹的生活有了依靠也很高兴。弓威四肢健全,对我大妹妹照顾的很好,有了孩子后(我大妹妹有两个女孩),一切都是弓威妹夫操劳照顾。弓威在1987年1月25号,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病故,我们帮忙料理了他的丧事,我大妹妹只好一个人含辛茹苦的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我母亲也多少照顾她一下,我们兄妹有时也去帮助她解决一下生活中的困难。我对弓威也是十分感激的,不光是她对我大妹妹全心全意的爱,全身心投入这个不幸的家庭。他上班忙、回家忙,对两个女孩子十分关爱,每天不辞劳苦来三厂接送美娟和女儿回家,有时一辆自行车带着三个人(前面带着大女儿,后面带着美娟和小女儿),也真是太难为他了。最感激他的是他在去世前把我妹妹从三厂小缝纫社调到郑州锅炉厂的劳动服务公司(后勤服务部门),虽然是大集体性质的,但大妹从此也成了郑州锅炉厂的职工了。现在大妹美娟的退休工资虽然比较低,但总归有社会保障了,如果在小缝纫社工作的话,她的结局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真是难为了弓威半辈子。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他的确是个大好人,但他没有福,过早地就英年早逝,留下太多遗憾,我们十分奠念他,愿他在天堂平安。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看着儿孙满堂,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
    1986年以前,我先后在长日班、乙班、丙班任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和付工长等职务,一直在一线与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要是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希望,能牺牲大量业余时间做好职工的各项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了思想工作做到了车位、家中,解决了职工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我可以这样讲,只要职工有困难,我总会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对党的忠诚造就了我坚强的性格和不怕困难的勇气。由于我对职工的关心和热心,车间里根据我的长处,在车间老工会主席杨旭南同志退休时,我就被提拔到了车间工会主席的岗位上来了。脱离了长日班、轮班的基层工作,在当时工会主席属于一般干部,不属于中层领导,但车间党、政、工、团一盘棋,我又是党总支委员,所以车间的党政工团联系会、党总支委员会我都会参加,参加研究车间的生产、政治学习和职工的生活等。我们准备车间在八十年代中期,有职工1000余名、四大工序、四大轮班、一个长日班,在党总支下面有五个党支部,有党员百余名、团员近100名,骨干力量很强,多次评为厂级先进车间和先进工会组织。在1984年干部最后一批转正时我没有赶上,因为1983年我才出来工作,所以1984年干部转正没有把我列上,原因是我没有文凭。纺织系统的规定是,组织上用你,你就是一级干部,不用你,你就是普通职工。有不少担任干部职务的人,下来后就是工人待遇,不管怎么样,我这个“以工代干”也干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2003年春节后内退回家。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21 16:04 |显示全部楼层
    干工会工作是最能实际接触广大职工的,凡是职工的生、老、病、故、生活困难、家庭纠纷等,一概有工会主席出面协调和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帮助解决,工会主席还兼管车间的计划生育、职工教育等工作。所以一切从头做起,扎在工作中,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大部份的星期天和节假休息日都没有好好休息过。工会主席事无巨细,凡是职工家中有困难、有纠纷,我和一帮骨干都跑在前头,下街道、上农村慰问和看望患病的职工和家属,帮助职工和家属处理丧事,郑棉三厂的光荣传统由我们的辛勤工作而发扬着。1980年代中期,我们家访坚持“六必访”原则,做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细化,化解了大量的职工家庭矛盾、夫妻矛盾、邻里矛盾。举个例子:我们运用休息时间,骑自行车几十公里,一天拐来回到郑州郊区大西北黄河大堤附近的高村去慰问患重病的职工家属,我们的举动受到了村里大伙一致的赞扬,都说,工厂的党组织关怀职工算是关怀到家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呢?我们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乙班有个独居老人,平常生活无人照顾,退休后仍居住在集体宿舍的一间房子里,他无儿无女、无人照顾,乙班工会和团支部的同志们就经常组织人员帮他看病、取药,在他病重期间专门派人24小时全天照顾,他去世后也是由工会组织一手操办帮助他处理后事,得到了广大职工的赞扬。干工会工作,职工什么事都会找你,你必须要有一颗为职工热心服务的热心肠,耐心地帮助职工处理好每一件事。工会是职工的娘家,职工信任我们,我们只有努力做好工作的理由,没有别的什么困难是我们所不能克服的。
    淑琴见我每天忙于车间工会的工作,星期天也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她十分理解我、支持我的工作,只要有电话叫我,我爱人总是支持我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有时在去探望我母亲、岳父的家中,也会突然接到电话要立即去某某职工家中处理丧事,在这时我的家人从没有怨言,二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全身心扑在为职工服务的工作中。
    到了1986年,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七、八年了,职工的生活并没有很大的改善,工资增长缓慢,市政设施也没有什么改观,厂里职工的住房问题日益紧张,虽然每年厂里总会盖一、两栋新楼,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分配一间住房的确比较困难,条件评了又评。每当到开始分房子的时候也是职工思想最不稳定的时期,工会主席负责参加厂里分房委员会的工作。车间职工住房的困难户,要摸排的一清二楚,排队、排分,到了分房时段,我的家里经常有职工光顾,强调困难、要求解决住房问题,我只好作耐心的说服工作,做到让职工放心。按照分房条件,严格履行条件,让够条件的职工能分上新房、调整旧房。我总是耐心地做好职工的思想说服工作,什么话都要听,只有职工的住房问题解决了,我自己的房子才解决。到了1987年,我们一家五口人(好亲婆的户口在我们家)才从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调到后庄(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西十里铺三厂家属院)五楼一套63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去厂后居住是许多人不愿意做的事,因离厂远、生活、交通都十分不方便,我作为一个车间工会主席,我不去住谁去住,我就带头来厂后家属院居住了。当时车间工会主席、车间副主任来厂后居住的也只有两、三家,大部份都在厂区居住。我家人都说我是个傻子,我讲,从一间房升到两间房,而且是新房,我认为厂里已经很照顾我了,我有什么不满足呢!所以说服家人果断的搬到厂后家属院来了,这一住就是二十余年。
    孩子们慢慢地长大了,说实在话,两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学习全凭他俩自己努力。雪燕的独立性比较强,两人在学校和家属院都很听话,从不给大人惹事,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关心和辅导他们,总是强调厂里工作忙。说实在话,我也根本辅导不了,我自己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在厂里我也参加了高中文化课的恶补,两年后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上厂里职工业余职校,社会上承认学历,我的毕业成绩还算不错。
    好亲婆来郑州后,由于年老体弱,生活慢慢地不能自理了,我们的房子小也没办法在我家住,(好亲婆是十分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看着她子孙满堂,她老人家感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也只好住在我母亲处,由我母亲来照顾她。
    小妹美琴在返城后不久也出嫁了,在医学院一附院家属院住,小妹夫韩如林和她是同学,成家后有了一个小男孩叫震宇。我母亲因身体不好,经常由美琴开些药来给母亲治疗,她在西药房工作很是方便,我生病住院也多亏了美琴在医院前后照料。她对人热情,她家我也去过多次,房子住的不大,两小套间住三口人在当时也就够住了。我们兄妹的关系怎么说呢?我当兄长的对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的确关心的不够,我参军后也顾不上照顾他们,母亲再嫁后对孩子们的感情也暗淡了不少,我们四个孩子都是依靠自己独立的创业、工作、成家立业,所以我们的独立性都比较强,不依赖别人,我也就没有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这是我这个当哥哥的最大的失职。
    我从小就惧怕妈妈,我母亲的个性很强,一切都是她说了算。我比较胆小,生怕母亲有什么不测,我顾及母亲的感情多,一切看母亲的眼色做事,养成了我个人的依附性格。
    小弟锦国从部队返回也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弟媳也是三厂整理车间的职工,汤素琴的老家也是河南孟县(现孟州市),说来也巧,我们兄弟两人的爱人老家都是孟县的。我母亲见我们都找了北方人成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它去了,还好小妹美琴找了一个南方人家的子弟才算使我母亲有点安慰。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叛逆者,我想这是我母亲后半生所经历的最不高兴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快也在慢慢地消融。
    八十年代中期,居民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了,在工厂上班的职工工资都不高,物价水平说实在的也不高,有的家庭住房调大后或者分配到了新房,就请木工来家里打家俱。开放了,人民有了自由,市场也活起来了,大街上小青年流行穿港台大喇叭裤,拎着双卡录音机在大街上比试,放得港台流行歌曲一个要比一个声音高。在当时是一种时尚,邓丽君的歌曲响彻市面,到了一个混杂不分的地步。我们在三厂的职工是受传统教育的,对一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混乱局面是看不惯的。在工厂已经开始有人尝试辞职下海、闯海南、进特区,去挖掘人生的第一桶金,据报刊报道不少人还真的掘到了第一桶金,出现了不少的万元户。一切向“钱”看的理念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扎下根来,在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要不要发财致富?怎样才能致富?成了我们议论的重点,不少生活在最底层的所谓“四类人员”投入到掘金的洪流中,所以出现了人们思想的真空,不知形势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在我们的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疑惑。一般党团骨干、广大职工群众真的很不理解当时的不少作法,一种“越穷越光荣”的“左倾”思想一直在禁锢我们的头脑,在党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知所措。我就是这样的人,一贯听领导的话,没有一点改革的闯劲,所以思想就跟不上形势的巨变,就产生了埋怨和失落的情绪。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23 12:21 |显示全部楼层
    好了,社会上的事情暂不讲了,我再重点讲讲好亲婆的事情:好亲婆从常熟迁来郑州落户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80岁高龄的人,原来一个人在南方生活也是实在不易,还好有邻居照顾,一切都还过得去。)她的退休费每月由常熟民政部门从邮局寄来,非常按时从不拖欠,虽然不多区区几十元钱,但也体现了国家对退休老工人的关怀。好亲婆在我母亲处住了有近一年的时间,我们休息时也经常在看她,她的精神面貌还是可以的,到了1986年的下半年,她的精神面貌就不及以前了,走起路来就十分困难了,我母亲就有点照顾不住她了,何况我母亲的心脏也不好,实在照顾不了她了。母亲就找我们兄弟俩商量让好亲婆住到三厂来,由我们兄弟两家来照顾她,离厂卫生所比较近,看病也方便些。我们根据两家的具体情况,我家当时在13号楼住一间房,来我家住不行;锦国弟家刚好调到两居室,贝贝还小就在他家的西屋放了一张小床,由我们兄弟俩一轮一星期来照顾好亲婆,吃、住均在锦国弟家,汤素琴弟媳也是很认真的照顾好亲婆,淑琴不上班时也去照顾好亲婆,因为我们都要上班,有时母亲也来照顾她。有病时,小汤就请她姐姐过来看看(她姐姐在厂医务所工作),反正我们当小辈的只有好好地照顾她,这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到了1987年初,好亲婆就在床上起不来了,一切都离不开人了,我们都排好班,基本上病床前不断人,汤素琴对好亲婆也非常好,做一些可口的饭菜来喂好亲婆吃。我和弟弟晚上就轮流来照顾她,睡在她房间的大床上,我们一刻也不离开她。好亲婆非常要干净,每天我们都要给她洗脸、洗身上、洗脚,衣服要经常给她换洗。有时休息时,我小妹美琴也经常来看望她,老人有便秘,美琴妹就带上医用手套给好亲婆清除宿便。我们对好亲婆真是照顾的很好,她总是讲,我们几个小人家(南方话就是小辈们的意思)对她太好了,总是后悔没有早来郑州几年和我们一起生活。
    到了1987年的4月2号,好亲婆由于病情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病故,享年84岁,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办完了好亲婆的丧事。好亲婆是火化的,骨灰盒我们没有存放在火化场,由我母亲带回来了。为什么没有存放在火化场呢?因为我好亲婆在生前有个心愿,她老了还要回葬故里。她早年在常熟时就专门托她的外甥女在顶山半山腰定了一块墓地,就是火化了也要把她的骨灰盒葬在常熟的虞山上。我母亲对我讲,她完成不了好亲婆托付的事情了,让我来完成。我说好吧,抽一个出差的机会我送好亲婆回常熟吧!
    就在好亲婆去世后不久,我们厂在铁路北西十里铺盖的家属房完工,要分配房子了。我和淑琴是双职工,又有两个孩子,住一间房,这次分房我的条件最充足,就是离厂区有些远,小孩子上学、我们上班都有些不方便,最主要的是西站火车道口拦道堵车,在厂后住的职工上下班非常不方便。当时我们俩也争论了很长时间,到底要不要后庄(西十里铺三厂家属院)的房子,我们都觉得要了,困难太大(淑琴不会骑自行车,两个孩子又太小),不要吧,分一次房子不容易,怪可惜的,都是新盖的成套房,两室一厅,在当时是比较吸引人的,按现在的建筑面积算有63平方米,一家四口足够住了。我们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就劝我们,现在在厂区盖新房还没有影,你们四口人住一间房实在太挤了,不如乘此机会搬到西十里铺两室一厅去住,也落个提前住上宽敞的新房子。我们在车间同志们的建议下、在两个孩子的促拥下,我们下定决心搬家,改善居住条件,由一间房子一下子换成两间房子(在当时不少职工都不愿意搬到厂后家属院居住),决定后我们立即申请,在房产部门排分等着分房。说实在的,我们当时都没有来看过盖的新房,套房的面积和方向有很大的差距。临到选房通知下达的前一天,我才自己来厂后家属院看了套房的大概情况,淑琴没有过来看,回家后给两个小孩子讲了我们要搬新房的消息后,两个人高兴的不行,蹦着、跳着到处说:我们要搬新房住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了,当时雪燕13岁、可可9岁,看着两个孩子的高兴劲,我俩就更坚定了搬家的决心。因为在厂区家属院扩大住房只能扩半间,一间扩到一间半还是住不开,还要多搬一次家。我们考虑了这个特殊情况,就在1987年的4、5月份就搬到了厂后三厂家属院居住了。在搬家选房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那一批分房是按分数抓阄儿,第一类房是二楼、三楼,我们的分数高(好亲婆的户口在我们家,按人口排分),所以先抓阄,我抓了三楼中间的一套,两个房间都朝南但没有客厅,面积比东套要小,我没有感觉出来,等淑琴下早班到厂后一看,那个气呀就别提了,当场数落了我一顿,马上去找老汤(我弟弟的岳父,当时他是房产科的科长),说我们不想要中间套,想要东面那一套,我们拿一类房换二类房,老汤讲:二类房下午已经选完了,要换只有换三类房了,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爬高了两层住进了一号楼二单元五楼东边的一套,一直住到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了。20年的光阴,桐柏路的变化日新月异,厂后发展的很快,特别在九十年代,大部份企业在陇海铁路以北的地方盖家属楼房,人住的多了,后庄也慢慢地繁荣起来了。我们见证了陇海铁路北的荒凉、杂乱,到现在的华灯初上、一片繁荣的都市新貌。20年的巨大变迁,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随后我们就简单的打扫了房间,和同事一起去市里购买了当时铺地板的朔胶地板模,一收拾新房就可以住人了,我们高兴地放了两挂鞭炮以示庆贺。抽了个星期天,在车间同志们的帮助下(当时没有搬家公司,都是请同事们、亲戚们帮忙搬家的),还好我们家的东西不多,一上午就帮忙搬完了。住在新房间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感,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套房了,尽管当时房子还属于厂里的公房。一切安排好后,我也要让好亲婆的骨灰灵盒在我的新房里住住(她生前曾说过,如果我们分到新房子一定要和我们在一起住)。乘一个星期天,我去南阳寨粮机厂家属院母亲住处把好亲婆的骨灰灵盒请到了我的新房间,放在高低柜上供奉着,每天香火不断,让好亲婆与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送好亲婆灵盒回常熟安葬一直是我的心愿,母亲也一直在催促我们成行,完成她老人家的心愿。那时我母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在1987年的大概11月份左右,车间党总支有一个出差外调任务是到浙江绍兴市去的。当时厂里组织部对组织发展工作十分正规,职工的外调材料必须齐备。我知道这个信息后就找车间总支哈书记要求这个出差外调任务,因为我当时是党总支委员,加上家中正好有一私事,哈书记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把这个外调任务交给了我,但必须配备一个丁班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候雪珍。我领到了出差外调任务的当天就联系了母亲、弟弟、妹妹,谁跟我一起去南方送好亲婆,大家都抢着要去,于是决定我小妹美琴两口、弟弟锦国三口、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候雪珍共八个人,立即请好假、买上火车票、带上好亲婆的灵盒一路奔常熟老家而去,一路上大家热热闹闹。我的俩个孩子正上学,没有让他们随行,由我母亲来我家住照顾他们。一个星期的时间要赶几个地方,时间十分的紧张,我要求一路上大家都要听我的指挥,我的同事候雪珍也随我们一起到常熟去,她不能报销的车票钱我家给她出,她也十分的高兴,因南方她也没去过,十分乐意和我们一起成行。
    郑州到无锡下火车、坐汽车,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到了原来好亲婆在常熟城虞山镇颜港的住地。阿姨和阿姨夫见我们这么多人来送好亲婆的骨灰灵盒回老家安葬也十分感动,留我们吃了顿便饭。到邮局给我弟弟满林打了个电话讲我们到了,让他上来领我们到他家里去,因为只有弟弟一家亲人了,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也提前给满林去信告知我们大概几号回常熟来。满林就从乡下(当时他们住的地方是藕渠公社东方红大队)撑了一只船来到颜港河边,接我们一行人到我的亲兄弟满林的家,我是第一次去弟弟的家,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恼和辛酸的感觉。我们一家人都在郑州,只留弟弟满林一个人在常熟,我感到他十分的可怜。在船上我望着他那撑船消瘦的身影,我真是抱怨母亲当时绝情的选择,把这么好的一个亲弟弟一个人留在常熟乡下,生活过得清贫、艰苦,我的泪水就忍不住落下来。满林弟见我们一大家子都来投奔和看望他,他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尤其是美琴妹一直心情比较沉重,见自己的大弟弟感到十分的亲切,一路言语不多频频落泪,充分的体现了姐弟的亲情。美琴妹是一个非常有独立主见的人,她见到满林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同情感,她私下对我讲:今后我有能力我来全力资助他。她是一个说话做得到的人。
    小船沿着纵错的河叉港湾一路南行,我们在船上领略了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满林住的老村上。一眼望去满河岸的人都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几十户的小村庄,差不多全庄的人都赶来迎接我们郑州来的亲人,满林的经历也得到了全庄人的同情和关心。今天他的哥哥、姐姐、弟弟一同来看望他,他感到了无限的自豪和满足。多少年没有这样的场景了,他落泪了,他无法用自己的情感来表露,只有一脸的兴奋,在庄子上他终于自豪的抬起了头。大家迎接我们下了船进了场院,一切我都感到十分的亲切,尽管我是第一次来到我满林弟住的家,我犹如回到了自己童年的家那种感觉。满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的弟媳是一个个子不高、看上去比较能干的典型江南女子,老实、会持家,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宇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拜见了弟弟的养父母、弟媳的父母,大家见面都显得十分的热情。晚上丰盛的饭菜一直持续到天色很晚,我们八个人的到来给这个江南小村庄带来了欢乐。大家在一起照了合影照,与弟弟谈了母亲的身体状况,弟弟感到母亲没有回来是一个最大的遗憾。我讲,这次回来安葬好亲婆的骨灰灵盒是利用出差的机会,没有时间在常熟多停留。第二天安葬了好亲婆的骨灰灵盒后就要奔赴出差目的地,我弟弟一再表示叫我们多住几天,我讲,今后有空我们会经常回来看望他的。
    第二天安葬好亲婆的骨灰灵盒,在虞山镇虞山的半山腰上,在满林的带领下,我们捧着好亲婆的骨灰灵盒,一路上心情十分的沉重。好亲婆,您回到家乡来了,这一次您就永远留在虞山上了。我们到了顶山村,找到了好亲婆的外甥女家,老两口都健在,帮助我们一起料理了好亲婆的骨灰安葬事宜,好亲婆的墓地在她家的祖坟边,虞山上的一大片树林中,地方幽静而又灵气。我们拜别了好亲婆,大家都流下了难过的泪水,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好亲婆永别,这时美琴妹长跪不起,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还是儒林把她拉了起来,我们才慢慢地走下山来。
    我们安葬了好亲婆的骨灰盒后,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满林弟作别,开始我们的出差旅程。满林弟就开着机帆船,冒着浓浓的晨雾把我们一大群人送到了常熟汽车站。我们在满林家只住了两个晚上,一切都显得如此的亲切和难以忘怀。我拉着满林弟的手说:只要我有时间,今后会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的。
   

16

主题

7

好友

2846

积分

咕噜队长Rank: 5Rank: 5

发表于 2016-12-23 17:0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ew1627 于 2016-12-24 17:26 编辑
西彦7074 发表于 2016-12-23 12:21
好了,社会 ...

     作者兄弟姐妹一起将外婆(好亲婆)送回故乡安葬,与其说是老人的意,不如说是后辈的心。因为从传统的观念,人去后,叶落归根是最好的选择。作者兄弟姐妹一大家人,和睦相处,尊敬老人,很感人,值得所有人效法。
      老人晚年,先是一个人独居家乡,后来投奔女儿,去到郑州,也终老于郑州。八十四岁去世后又由外甥儿女送归故乡,长眠于虞山。这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却感受到她的坚强和对后辈的关爱,普通中蕴含着不寻常。愿老人安息。
      我母亲从西安到北京,一直与我们相伴,照顾孙辈,担负了几乎全部的家务。九年前也离开了我们。我们将她的骨灰盒留在了北京,葬在了西山。因为儿辈也在北京工作,我们一家是回不了江南了,就想将母亲放在离我们近一些的地方,在她生辰忌日或岁时清明,常可去看望,寄托哀思。生老病故,是无可避免的事。我想只要有怀念亲人的心在,不论葬于何处都可以作为心灵的寄托。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24 13:47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乘车一路继续南下杭州,找了一个很便宜的旅社住下,我安排好其他亲属在杭州的旅行后,我和候雪珍同志、我爱人三人一起到浙江绍兴乡下,给一个入党积极分子刘××同志搞外调材料,一路顺利,工作也开展的很顺当,当天下乡找到当地的相关党组织负责人,介绍好情况叫我们第二天来取外调材料,我们就有了在绍兴参观的时间了。我们三人安排好后,分别游览了绍兴市容,当时路上的游客大部份是公家的出差人员,真正的游客极少,老百姓收入很低,没有钱出来旅游。我们瞻仰了秋瑾烈士纪念碑,到了鲁迅的旧居“三味书屋”看了看,对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我们见它是一个很小的临街店铺。绍兴的老伯大都喜欢头戴一顶黑毡帽,在小河里摇着橹船从你面前游弋而过,一天的时间我们又赶着去了大禹陵游览胜地拍了照。第二天我们就拿到了外调材料,立即坐车赶回杭州与大家汇合,在杭州其他人待了三天,我们回到杭州的第二天也没有怎么游览,在西湖边转了转后就一同赶往上海。小妹美琴的一个女友、我家的好邻居——毛海华在上海当兵,提干后留在上海部队工作了,好象是在上海海军某司令部工作,我们就去找她了。住宿就安排在上海海军司令部的招待所,我们托她购买了我们八个人的返程火车票。因部队的关系,车票比较好买,第二天就把车票买好了。我们三位男士我、弟弟锦国、妹夫儒林每人在海华的部队被服厂购买了一件带大毛领的军式皮上衣,当时穿在身上我们就神气了不少。大家一路高高兴兴踏上了返程的客车,第二天的下午就平安地回到了郑州,这难忘的旅程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我自从担任车间工会主席的职务后,是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干好这个工作的,大家都说工会主席是企业的“不管部部长”,虽然职位不高(当时是支部书记待遇不属于中层),但管的面很宽、很杂,凡涉及到职工的方方面面,作为工会主席你都要了解到。所以必须每天生活在职工中间,广泛倾听职工的心声,尽可能地把职工中的想法和看法反映到车间党总支来。那时给职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党组织的强项,凡职工中在生产、生活诸方面产生的矛盾,党组织和工会必须出面解决。该谈心的谈心,该慰问的慰问,有什么“三必谈、六必访”制度,对职工的生活尽组织最大的能力给予关怀和照顾。特别是对职工的“生、老、病、亡”特别关注,体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组织和工会各级对职工的关怀和爱护。关心职工生活、开展家访活动,在当时郑州是出了名的,有很高的知名度,到农村或到市民聚住的地区,一说是我们郑棉三厂的都会夸奖道:人家三厂的领导对职工就是关心。我们严格按照党委的部署,努力开展广泛的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极大的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当时做工作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困难补助一人次10元、20元的,但职工都十分感动和满足。我也记不清牺牲了多少休息天的时间,把开展家访和慰问活动当成了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重要任务来完成。每当处理好一项群众纠纷、职工的丧事等,我就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多付出一些有什么关系呢?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24 16:11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1980年度中期,厂里十分重视对骨干的文化素质提高的培养。在七十年代,我在厂里职工学校补习文化课高中毕业后,在1985年左右就参加了什么哲学培训班的学习、通讯员学习班每年都参加,最主要的我参加了两年利用工余加业余时间由中纺部开办的中国纺织政治函授学院的学习,系统学习了十三门功课,取得了结业的好成绩,此文凭在纺织系统承认为大专毕业生,在以后的职称评定中还真起了作用。
我们工会工作点多、面广、责任性很强,文化教育、计划生育、绿化卫生等都在我们工会主席的管辖范围之内。我工作比较认真、认死理,因此也没有少得罪人,有时弄的人家下不了台。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八十年代初期,我厂进来一大批青年人,他们普遍有上进心,学习热情很高。我是车间管教育工作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事情由我帮助协调解决。有一青年人是初中毕业生,报考电大,文化程度不够,她通过后门开出来一份高中毕业生证明,要让我签字同意报考。我是个死心眼,她在文化底册上明明是初中毕业,怎么就变成高中毕业了。我不签她就不能报考电大,后托人来我家说情我也没有同意,最后真是在当年她没有报考上电大,影响了她的学习,我感到非常对不起人家,我要签字了也就能成全别人上学的愿望了,真是打击了别人上学的积极性。我当时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一味强调原则性,当老实人、做老实事。我的做法当时引起了厂教育科一位女同志的注意,不曾想到,就是她,在今后的十五年内我们能在一起工作、学习,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回忆中。
    在1987年,全国工会为了加强工会干部的职责和地位,比较硬性规定基层工会主席待遇落实中层副职,但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文化水平至少是大专以上水平,当时在我们工厂基层单位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象我一样的人,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文化水平比较低,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要想落实中层副职待遇,你这个工会主席必须符合全总文件精神,怎么办呢?条件不够只好下来。当时我就非常的不理解,一直迟迟没有在思想上有所认识,党总支哈书记也没有明确地找我谈话,说话也是比较含蓄的。我们平常都在总支办公室办公,这时候车间党总支人员作了调整,张××副书记调到党办下属的一个机构工作,调来一名大专生,看上去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女同志,一见面党委组织部门的领导主持召开了车间党总支人员调整后的第一次、新的一次党总支委员会,介绍了新调来的女同志叫石爱华,原来在教育科工作,现任准备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兼车间工会主席(中层副职),我一看我们认识、见过面,在教育处(当时我们厂刚落实大一企业,科室部门正在落实处级待遇)工作,是一个说话清晰、人很精干的一位大学生干部。在张××副书记调走前,他找我个别谈心讲:这个副书记很能干,你今后在工作上一定要好好地配合她,不要自以为是,你在准备车间干了二十年什么都懂,一定要好好配合努力工作。我对张××副书记十分信服,他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4

主题

0

好友

1579

积分

大咕噜Rank: 4

发表于 2016-12-26 10:25 |显示全部楼层
西彦7074 发表于 2016-12-24 16:11
我的文化水 ...

瑣碎的个人私事家事读来虽有些冗长,但让人回到了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倍感亲切,让人难忘。不过读起来真要有些耐心。

1

主题

0

好友

128

积分

小野人Rank: 1

发表于 2016-12-26 13:22 |显示全部楼层
    我对石爱华同志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印象,她比较随和很有人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尽管在车间她从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职工,我想工作一段时间慢慢地就会很适应了。刚来车间的两个月石爱华同志要熟悉一下工作,所以我的工会工作也没有转交给她,还是我干着。在准备车间哈书记对我来讲还是比较信任,有什么事情总是交给我去办,习惯了。石爱华就跟着哈书记熟悉车间的工作,我也没有把工会工作交给她干。大概这个事拖了有三个月了,我不是车间工会主席可也是车间工会副主席,召开完车间职代会,我就正式移交了车间工会工作,回到长白班继续当起了党支部书记。因长白班书记当时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我还继续留在车间党总支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时间一长,我也感到不妥,就搬到长白班工长处办公了,我一身的别扭也没办法向谁倾诉。长白班的工作比车间工会工作要简单的多,男同志没有那么多的事,我就比较清闲下来,有时间经常各个队里、组里跑跑看看,新机改造我也参加一些,长白班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大概干到了1991年底左右。在其间的时间里,我工余加业余上的中纺部政治函授学院两年的学习期满后,经严格考核,十三门功课全部合格,拿到了政治函授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结业证书,相当于大专学历。
    车间的日常工作比较繁杂,我回到长白班后,工会的工作由石爱华主席主持,有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会工作的开展情况,石爱华主席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有什么事情会经常来征求我的意见,有些职工中的难事、突发急事,我也愿意和她一起去处理和解决。这个人没有什么架子,群众慢慢地也就愿意和她讲事情,我们的关系也相处的不错。
    到了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风行,一下子把人的思想都搞乱了。我们在工厂里还好一点,有组织和纪律约束着,但一走到社会上就感到不一样了,无形中有一股邪风在人们的面前刮来刮去,社会上的治安秩序就有些乱了。
    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终于波击到了我们的家庭和手无寸铁的善良的普通老百姓。
    就在1989年5月20号的那一天,是我们全家人永远都无法相信和忘记的日子。我的亲妹妹任美琴在医学院家属院的家中,大白天的上午被歹徒残暴的杀害,这血淋淋的惨状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1989年5月20号的下午大约2点钟左右,我正在车间上班,突然,我们长日班苏清勋工长在车间满世界地找我,工友们告诉了他我所在的地点,他急忙地对我讲:你医学院的妹妹家有急事,让你赶快去。看着苏师傅的眼神,我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了不测的坏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电话打到车间里来的。我顾不得洗手,穿着工装出了厂门,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往医学院小妹美琴的住处奔去,我感到一阵阵凉风吹得我直发抖。快到小妹家门口时,只见不少的人群围在小妹住的楼门四周,又见公安人员的身影在人群中急促的走动,我立马停下车来,车子一丢就朝人群中奔去。围观的大部份是医学院家属楼的群众,他们不认得我,我就拨开人群往楼上奔去,我小妹家住在三楼,上到二楼梯处只见儒林(我的小妹夫)瘫坐在楼道台阶上,见我上来哭丧着脸告诉我:美琴被歹徒杀害,是我把她抱下楼去抢救的,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我见妹夫一身是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听他讲,美琴下夜班在家,上午买了菜在家包饺子,他(妹夫)早上就去上班了,他的工作单位在郑棉一厂机动车间,上的是长日班。大概在10点钟左右,楼下有人听到我小妹家有喊叫的声音,二楼的邻居听到楼上有家俱挪动的声音,但没有人理会,以为是两口人闹矛盾发生的争吵,都没有在意。中午,韩儒林下班回家发现了惨状,他赶紧抱起美琴去抢救,现场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因我赶到时已是下午2点半左右,我问儒林美琴在哪?他讲,已经送太平间了,我顿时不知所措。房间里,公安局的人员正在勘察现场,谁也不让进,我就往太平间的方向奔去,转了几圈公安也不让进,我也没有办法就又回到了美琴的家门口,在半道上正好遇见一路走一路哭的大妹美娟,她也不知道小妹是被什么人害死的,真是一团迷雾,让人不可理解。
    美琴妹在医学院西药房工作有十几年了,她是个性格比较开朗的小妹,她对人热情,经常帮助别人看病、买药,凡别人有求,她总是热情地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她很有正义感,见不对的事情敢于斗争,豪爽、正直、热情是她个性的最好体现。她在医院里和各科室的专家、大夫关系处理的很好。我住院开刀,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就看出来美琴妹在医院里的威信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好人、经常帮助别人的人,是什么原因让不法之徒对她下这么狠的手,身上一下子被扎了几十刀,非置她于死地呢?我们不经常见面,真是不可理解。我妹妹有一个男孩叫震宇,当时他上学去了,美琴对她的孩子是关爱有加的。我听邻居们讲,他们夫妻俩平常关系蛮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经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勘察现场、验遗体、解剖等一系列程序进行完,已到傍晚了,警方就分别找邻居、家属了解、询问情况,我们兄妹三人及家属也全部参加了询问和调查。我问警察我小妹案件的发生情况,警方讲:今天全郑州市的警察都上街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反击资产阶级反革命暴乱,出了这个凶杀案,我们也感到非常棘手,今天我们的人员比较少,歹徒也就趁今天社会上比较乱,胆敢大白天在家属院行凶,可见是用心狠毒。你们是家属,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供。我们警方不了解情况,全靠你们提供情况。我们当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最后都被警方一一排除了。
    小妹美琴的被害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案件的发生对我母亲的打击是极大的,我母亲对这个小女儿是关爱有加。1956年5月份,母亲来郑时带的就是她,娘俩受尽了磨难,现在她的孩子也大了,该享福了,谁会想到歹徒会给她来这么一下子,要了她宝贵的生命。我们确实是悲痛万分,为小妹的不幸被害而感到内心的愧疚,我这个当哥哥的也没有很好地照顾好小妹。我在小妹活着的时候去她家时,只见屋门外边只按了一个纱门框,我对她讲过要装一个铁门比较安全,但我小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听我的劝告,直到被害也没有安装防盗门。听警方讲:根据他们反复的勘察,歹徒进门是我小妹开门让他进去的,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按常理讲,不是很熟的人,不会轻易把门打开让他进来。警方也在围绕我小妹熟人的圈子里排查了几天,也没有任何线索。我也考虑了小妹的工作是在医学院中心药房,她接触的人很多,是否有人和她有过节一直瞄着她、跟踪她、摸清了她的生活规律,为报复、为财、为色而采取了极端的可恶手段置她于死地。警方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勘察和查找蛛丝马迹也没有任何结果,我们也被叫去两、三次让提供线索,我们也一筹莫展提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当时的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局势动乱,警方的精力都面向社会大的动乱面,没有调动大量的警力来破我们这个凶杀案件了。
    大概十几天后,警方提出先处理遗体吧,他们继续办案。我们知道这个案件是个悬案挂起来了,我们多次找警方申诉也无济于事。儒林最后不得不同意先处理小妹的后事,使得我们被害家庭和亲属感到万般无奈和无限悲痛。在八十年代,有不少的命案警方破不了一件件都挂了起来,石沉大海,被害家庭无处申诉,真正知道公安机关的破案水平如此的低下,伤了广大受害家庭亲属们的心。到2009年5月20号整整二十年了,我小妹美琴的被害案一直没有破。美琴啊!你死的好冤呀!
    美琴的追悼会在她被害的二十多天后的上午,在医学院的太平间隆重举行,小妹美琴安卧在鲜花从中,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医院不少领导来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大约有二、三百人。我母亲我们没有让她来,怕她经受不住这残酷的场面,我们兄妹及亲属泪流满面,内心的痛到了极限。我的好妹妹,你死的太惨啦,正当年的年华就这样被摧残了,37岁年轻的生命,多么的不值得呀!
    美琴的后事办完后,我们就和韩儒林妹夫很少来往了,美琴的儿子震宇在其母亲刚去世的头两年,过年时还来我家一起过节,一年后儒林给震宇娶了一个后妈,过年就不来我家了。有时在街上偶遇韩儒林也是跟普通人一样打个招呼就过去了,也就很少关心震宇的事情了,我们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在美琴妹被害的第二天,我给常熟的满林弟拍电报告知其姐惨事,满林弟接到电报立即赶到郑州,在我家住了三天,我们没有让他等着参加美琴的追悼会,因在老家工作忙离不开,这次他小姐姐去世了来郑州探望,也表了表弟弟的爱心。
    美琴的不幸遇难,是我们家最大的一件惨事,对我母亲、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打击。为什么这样的惨案会落在我们家的头上,我们是真正的最普通的老百姓,平常我们从不多事,对别人都是做好事,这是得罪了那路恶人,叫我们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我真是想不通,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的心。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法律底线不可逾越,网民应遵纪守法,不造谣传谣,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共建诚信健康网络环境。

法律声明| 隐私保护| 联系我们| 关于我们| 手机版| 招聘精英| 广告投放| 注册找回账号
商业合作、广告:0512-52873733 QQ:1256191919 广告联系请点击 QQ:3603476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其他咨询 QQ:2798610337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